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自然增長率為1.45‰，創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如何看待我國當前人口低生育水平？如何提升育齡青年的生育意愿？就社會關注，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

　　延長育兒假只是鼓勵生育的措施之一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發布，我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再次修訂。

　　“很快，各地先后修訂地方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研究出臺有利于降低家庭生育養育負擔的政策。”王培安解釋說，這才有了近期多個省份先后落地延長育兒假、產假的政策。

　　據了解，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產假和生育假已達到158天，江西、青海等地達到188天，河北、陜西等地特別延長了三孩生育假。“這些舉措對于促進工作、家庭平衡，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具有積極意義。”王培安指出，在制定產假獎勵政策時要進一步完善生育保險等政策措施，建立個人、企業、政府合理分擔機制，強調父母共享假期、共擔責任的原則，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降低女性因生育中斷職業的風險。

　　但是，王培安坦言，構建生育支持的政策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完善落實生育休假制度只是其中一方面，要解決群眾“想生不敢生”的問題，還應該從多方面著手。

　　改變不平衡家庭分工或可緩和職場性別歧視

　　三孩生育政策出臺后，很多女性擔心會加劇職場性別歧視。對此，王培安指出，女性在生育養育過程中承擔了較多的責任，花費了更多的精力，導致用人單位更傾向男性，這使得女性在就職、收入水平、晉升等方面受到了影響。

　　王培安坦言，無人照料孩子、女性在職業發展和養育子女之間的矛盾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嚴重制約了廣大家庭的實際生育行為。

　　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顯示，在不愿生育二孩的原因中，61%的一孩母親因為“沒人看孩子”，28%的一孩母親因顧慮“影響工作和事業發展”。

　　“這種現象不僅在中國有，在世界各國都非常普遍。所以生育政策的調整，客觀上可能會加重女性在職場上受到性別歧視。”王培安指出，破解這個問題必須從本源著手，建立健全家庭友好的政策體系，改變不平衡的家庭分工。要強調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的責任，促進家庭內部性別平等；在“父母假”中強制規定父親一方休假的配額，有效提升男性休育兒假的比例，減輕女性育兒負擔；借鑒國外成熟經驗，為職業女性提供帶薪、無薪相結合的育兒假、家庭津貼、稅收減免等制度。

　　在王培安看來，中央政策已經明確，要將生育友好作為用人單位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那么，通過政策引導，減少勞動力市場的性別歧視是有希望改變的。

　　推動將生育支持融入所有經濟社會政策

　　生育政策包含“生”和“育”兩個方面。在王培安看來，我國長期以來比較重視“生”的政策，對“育”的政策關注不夠。

　　面對群眾普遍反映存在“不愿生、不敢生”的難題，王培安表示：“今天優化生育政策，重點不是數量的障礙，而是新型生育文化的建設。”

　　與此同時，由于經濟快速發展和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使得家庭對養育孩子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時間、經濟投入非常大，家庭育兒成為沉重負擔。

　　有數據顯示，在經合組織（OECD）的國家中，3歲以下兒童接受正規托育服務的比例為34%，我國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僅為5.5%左右。托育問題成為群眾“想生不敢生”的主要障礙。

　　2019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9〕15號）。“解決托育問題，需要以各級政府為主導，進一步完善政策體系，為家庭照護和機構照護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王培安指出。

　　那么，社會關心的主要政策有哪些呢？王培安認為，首先要盡快將托育服務體系作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為城鄉居民提供質量有保障、價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務。同時，要營造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圍繞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出臺面向家庭的相關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探索建立育兒補貼制度，減輕家庭育兒經濟壓力等。

　　他還具體建議，在學前教育資源寬松的地區，鼓勵“托幼一體化”，推動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將2至3歲幼兒托育服務納入以公立機構為主的普惠型學前教育服務體系。此外，可以將養育3歲以下嬰幼兒納入個稅專項附加扣除范圍，減輕家庭育兒的經濟壓力。

　　“解決托育問題，還需要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計生協等群團組織，以及相關社會組織、城鄉社區組織的重要作用，構建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鼓勵男性參與子女照料，保障女性就業權益，營造關愛嬰幼兒的氛圍。”王培安表示。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06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