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寅

　　奧登說：“對于批評家，唯一明智的做法是，對他認定的低劣作品保持沉默，與此同時，熱情地宣揚他堅信的優秀作品，尤其當這些作品被公眾忽視或低估的時候。”我也同意，對那些平庸作品可以忽視，但有時那些作品會被某些別有用心的批評家吹捧起來，這時我們就不能坐視了。我們會感到那是對我們智力的冒犯，感到我們的判斷力被侮辱，就像有人當面嘲笑我們是傻瓜一樣。沒錯，那些批評家的奉承不是在作者的家宴上，而是在公眾媒體上說的，那就是當面在嘲笑我們。

　　奧登曾說：“要提高一個人對食物的品味，你不必指出他業已習慣的食物是多么令人作嘔——比如湯水太多、煮過頭的白菜，而只需說服他品嘗一碟烹制精美的菜肴。”在許多普及教育和傳播文化的場合也是如此，只要提供一種更宜人的對象讓人嘗試、選擇就可以了，不需要更不應該去批評甚至取消別人習以為常的宗教、風俗、習慣，那只會招致反感、對立和抵觸。很多以文化或文明優越自居的人都不懂得這一點，所以往往以失敗告終。

　　普魯斯特的小說《追憶逝水年華》，直譯是《追尋失去的時間》，但作者如果知道中文這樣譯，一定會深受感動。因為抽象的時間概念被冠以有出典的逝水意象——孔子：“逝者如斯夫。”生命的流逝被具象化了；同時，“年華”本身就是個由比喻性意象（華=花）固定下來的名詞，“逝水年華”的詩性意味較之“失去的時間”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就是漢語的象喻式表達特有的美感。

　　古典音樂界的本真演奏，曾經很流行過一些年，近時已趨于沉寂。理由很簡單，本真演奏所使用的樂器，相比今天的樂器來，表現力終究是要遜色的。如果沒有表現力的提升，二百年來的樂器改進還有什么意義呢？但我還是很喜歡聽本真錄音，覺得可以了解作曲家想制造什么樣的音樂效果。如果莫扎特、貝多芬的時代已有現代樂器，他們寫出來的音樂一定不同于現存作品的。這就是本真演奏的意義所在。

　　巴洛克時代的音樂家，作品數量都比現代音樂家為豐富，巴赫的數量已經夠多的了，但維瓦爾第和泰萊曼還要更勝一籌。我聽泰萊曼的唱片不多，主要是一些協奏曲和奏鳴曲。竊以為，認識一個音樂家的偉大和深刻，有時通過獨奏作品最為便捷。相信沒有人會否定巴赫六首無伴奏小提琴奏鳴曲和《帕提塔》以及六首大提琴奏鳴曲的偉大，這些獨奏作品展現的巴赫有時比他那些宏大的管風琴曲更豐富、博大和精邃。

　　在音樂愛好者的微信群里聊天，驚訝地發現彼此對樂器表現力的看法有很大出入。按我的理解，表現力是一個指稱樂器再現音樂作品的綜合能力的概念。其中音程的覆蓋面、音色的豐富性、音量的大小應該是最主要的素質指標。由此而言，沒有一種樂器的表現力能和鋼琴相比。鋼琴可以演奏人聲可及的全部音域，據說瑪麗婭·凱莉（Mariah Carey）是迄今為止唯一能唱遍七個8度的歌手，能唱出只有海豚才能發出的高音！鋼琴就是能演奏七個8度的樂器。鋼琴可以同時演奏不同的聲部，可以同時發出不同聲高的樂音，因此可以改編交響曲和歌劇作品來演奏，其他的樂器沒有誰能做到這一點。鋼琴的音量和音色變化之豐富也不是其他樂器可以比擬的。中國古琴雖然能彈出一百四十多個音，遠多于鋼琴，但音量和音色的變化就無法相提并論了。或許有人說，以這個標準管風琴豈不比鋼琴表現力更強大，是的，毫無疑問。管風琴可奏出九個8度，可以模仿交響樂團各種樂器的聲音，其表現力自然是超過鋼琴的。但問題是管風琴似乎已不宜視為單件樂器。從管風琴誕生之日起，它要發出聲音就需要多人同時操作，直到近年經過電子化的改造才簡便了許多。一件能模仿各種樂器的樂器，就像現在的電子琴，可以代替一個樂隊演奏，誰還將它看作是一件樂器呢？只能說是集多種樂器于一身了。如此看來，說鋼琴是表現力最強大的樂器，應該沒有問題吧？

　　以前在京都大學客座時，聽平田昌司教授講過一個笑話，說上課講了半天后現代（postmodernism），快下課時問大家明不明白，有什么問題，一個學生弱弱地問：“那什么是現代（modernism）呢？”做老師最讓人沮喪的經驗就是，你要教給學生與學歷水平相稱的知識，結果你發現他們更需要的是補習更基礎的知識。你要給碩士生講唐詩的技巧和意境，結果發現他們連近體詩格律都不懂；你給博士生講怎么寫論文，結果論文交上來，首先要替他們改的是標點符號和注釋格式。很難想象一個羽毛球選手進入少年隊或青年隊，連握拍的動作都不正確。為什么中文系的學生念到研究生了，還不懂得讀唐詩和寫論文的基本知識呢？看來我們的教和學兩方面確實都存在不少缺失。

　　常人對音樂發燒友的理解就是追求完美聲音的人，這是不對的。發燒友之癡迷于器材，一如吃貨之于美食，不一定要高大上，而是追求品級范圍內的完美效果。就像陸文夫《美食家》的主人公，大清早起來乘黃包車趕去吃頭湯面，一碗陽春面也可以達到美食的上乘境界。美食乃是一種精神，發燒也是一種精神。沒有所謂終極的完美，只有特定條件下的完美。家門口五塊錢一碗的小餛飩可以有小餛飩的完美，名店350元一例的鮑魚雞也不一定有鮑魚雞的完美。條件有限，不如多投資于軟件，器材差不多就行了。畢竟音樂第一，旅途中聽聽手機里的音樂也可以。一旦沉浸到音樂中，常會忽略播放效果，散步時甚至腦放也會很愉快，步幅都伴有韻律感。

　　看到布魯諾的這句話：“當我們把上帝稱作第一本原和第一原因時，我們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同一個事物；當我們談到自然中的本原和原因時，我們則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不同的事物。”（《論原因、本原與太一》）我恍然覺得他好像是在說西洋美術的焦點透視和中國美術的散點透視的差別。

　　潘德輿（1785-1839）的格言集《念石子》，介于清言和家訓之間，很有些精彩的議論。其四十三則曰：“天下有使人信之道，而無使人必信之道。夫使人必信者是己疑人之不信也，己疑人之不信而人之不信至矣，是己啟之也。故君子之信斷疑，小人之信賊信。”此所謂“信之道”和“必信之道”，實際上就是真理和信仰的差別。真理是可以被質疑的，而信仰則不可以。因此能否被質疑，是真理和信仰的分水嶺。可質疑的真理接近科學，不可質疑的信仰鄰于宗教。這很大程度上驗證了波普所說的，凡不可證偽的命題，就不是科學的。潘德輿說君子之信斷疑，就是解決你的疑惑，通過證偽來使自己成立；小人之信賊信，則是一味玩弄別人對真理的信任，而不讓人質疑，最終使真理流為盲目的信仰。一百八十年前的人，能具此認識，不能不說是真有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