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禪學研究大家柳田圣山說：“寒山的笑象征著禪的世界。”夏目漱石說：“有人被蜂蜇，是寒山還是拾得？”這匪夷所思的一問，卻是深受日人喜愛的俳句，寒山在日本的獨特地位可見一斑。事實上，近世以來的日本，寒山觸目皆在，宗教、哲學、詩歌、繪畫、小說、戲劇等都有其存在的痕跡。寒山實為對日本影響最大的中國文化名人之一。檢視其傳播歷史，江戶時代則是日本寒山接受的關鍵時期。

　　寒山詩傳入日本當在北宋熙寧年間。日本入宋僧成尋《參天臺五臺山記》中記其于熙寧五年（1072）到天臺山參學，獲《寒山子詩》一帖，翌年弟子攜書回國，此即“成尋本”，為日本最早的寒山詩集。鐮倉、室町時代，即五山時期（1192—1598），寒山其人及詩已有一定傳播。這一時期，日本仿宋朝禪制，在鐮倉、京都建立“五山十剎”之官寺，幕府十分尊信五山禪僧，禪林文學成為四百余年之主流，形成了對后世影響深遠的“五山文學”。五山詩學主要受宋代詩學影響，多取法杜甫、蘇軾、黃庭堅諸家，但寒山以其獨特的精神氣質(zhì)及“文殊化身”的宗教身份，也受到了關注。在虎關師煉、中巖圓月、此山妙在、義堂周信、一休宗純等詩集中均有多首歌詠寒山的作品。這些詩重在構(gòu)建寒山形象，如虎關師煉《寒山拈筆》：“窮懷一點不關胸，未見愁容只笑容。割破海山風月看，劍鋒爭似禿筆鋒。”義堂周信《題樹下寒拾戲岳云登兄》“蓬頭垢面人應笑，樹下藏身好便宜”等，都是吟詠《寒山子詩集序》記載的寒山事跡，具有較濃厚的宗教意味和傳奇色彩。

　　寒山詩開始流行是在江戶時代（1603-1867）。五山時期漢詩閱讀和創(chuàng)作僅限于少數(shù)禪僧和王孫貴族，大部分民眾并不具備相關知識和文學素養(yǎng)。至江戶，理學大興，漢文學也達于鼎盛，大量漢詩人涌現(xiàn)。寒山詩也由此走出僧門，為各個階層的民眾接受與喜愛。

　　江戶近三百年之詩學為儒士詩學，執(zhí)掌詩壇者皆為當世大儒，如林羅山、木下順庵、新井白石、荻生徂徠等，創(chuàng)作主體亦為儒士。儒家思想一直是江戶詩學思想之主導，詩圣杜甫被奉為詩壇之典范。這一時期，日本詩壇主要受明、清詩學觀念影響，或宗唐，或尊宋，或兼取歷代，詩風屢變。而在中國向來較為沉寂的寒山，卻以一種異乎時流的別調(diào)，獲得了日人的青睞。這與江戶初期隱元、元政、林羅山、石川丈山以及中葉白隱慧鶴等人的推重實有密切關系。

　　隱元為明末高僧，明亡后應請東渡日本，創(chuàng)建了日本黃檗宗，與臨濟宗、曹洞宗鼎足而立。隱元曾作《擬寒山詩》百首，序中稱道寒山詩“痛快直截”，實至“游戲三昧”境界。他的擬作有的表達對寒山的傾慕：“古圣混塵世，后昆力仰攀。墨池聊濺處，秀氣滿林間。”“千丈寒巖下，休休一個人。常彈格外旨，不染世間塵。”有的以詩境喻道境，有的則直言佛理。這些擬作少了寒山詩的機鋒與禪味，但因隱元的巨大影響力，對于寒山詩的進一步流行起到了積極作用。

　　江戶初期佛門另一人物也與寒山頗有關涉，即日蓮宗高僧元政。元政有“詩豪”之稱，酷好明人袁宏道之詩法，開創(chuàng)了日本“性靈派”詩學。元政論詩屢言“性靈”，反對蹈襲、模擬，重視抒發(fā)真情真性。因而他十分推崇寒山、拾得，稱：“余每讀寒山拾得詩，自愛其詩之妙，可謂詩之最上乘……或謂之釋中淵明。”把寒山視為第一流詩人，稱之為佛門中的陶淵明，這一角度與過去佛門諸人較為不同，他開始注意到寒山詩中的“隱逸”成分，其《仿寒山子韻》云：“深深草山踞，朧朧霞谷濱。冥冥來隠士，索索避游人。滴滴水清耳，颼颼松醒身。年年常忘夏，日日永逢春。”詩境清空、明澈。元政又論及如何學寒山，主張學其“性靈”，即學其靈心巧發(fā)，不依傍古人，“知詩之性靈者，既是圣徒也”。他反對執(zhí)著于文字的擬作，指出要超越文字，直入心源，“我和拾得偈，何必擬寒山。吐出無心妙，言言自會玄。要到本源地，舍山更入山”。寒山之“妙”，在“無心”，在“忘詩”，“忘聲而善歌，忘形而善舞，惟至于忘詩始可言詩”，無心、忘詩，即是心無一物，最具“性靈”時。這是以寒山來濟其“性靈”說，表明對寒山詩歌的解讀趨向于多樣化，對寒山性情、創(chuàng)作心理等有了更多關注。

　　寒山詩在佛門之外的傳播，是寒山接受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林羅山為日本最杰出的理學家，一代儒宗兼文宗，其為《寒山詩集》作跋稱：“山谷（黃庭堅）曰‘自今十年，學可到淵明，而寒山不可及’，此言必有所以然。”對寒山評價甚高。其友石川丈山以詩名世，有“日東李杜”之稱，被稱為日本的李白、杜甫，其地位可知。寬永十八年（1641）丈山在京都構(gòu)建“詩仙堂”，這是日本詩學史和建筑史上之盛事。丈山與羅山等多次探討，選出中國歷代（漢魏至唐宋）詩人三十六位，名為“詩仙”，請德川氏御用畫家狩野探幽畫詩人像，書其名及代表作于四壁。寒山即位列“詩仙”中，與陶淵明、謝靈運、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等并尊，享受著作為詩人而非佛僧的榮耀。寒山作為中國杰出詩人的詩史地位由此得以確立。詩仙堂在當時及后世均受到尊奉，至今仍是京都重要的文化景觀。

　　林羅山在陳述寒山入選的理由時稱其為“僧中第一”，“彭澤之流亞”，即陶淵明的同類，故“不可不取”。值得關注的是，石川丈山初擬的名單中有“謝朓”及“初唐四杰”等，均為羅山所刪。羅山提出增列“王安石”，又為丈山堅拒，可知入選之苛，二人意見也不乏相左處。對于寒山入選，則二人均無異議。詩仙堂壁上所書寒山詩為《題山亭》，以描寫自然風物為主。丈山另有一“詩仙堂”副冊，所選寒山詩為《楚辭體》，詞風清古，情致深婉，亦未及佛理。由此知寒山詩不僅作為禪詩之宗，同時也是隱逸詩之典范，在更廣闊的世界被接受和傳播，寒山作為詩人的價值和意義得到了充分突顯。

　　隨著寒山詩的逐漸流行，《寒山詩集》被大量刊刻，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在中國并未出現(xiàn)一部寒山集古注本，而江戶時代有多部日人注釋、評點的寒山詩集，其中重要的有寬文十一年（1671）《首書寒山詩》、寬文十二年（1672）《寒山子詩集管解》、寬保元年（1741）《寒山詩闡提記聞》、文化十一年（1814）《寒山詩索賾》。這些評注本對寒山詩的推廣、流行，無疑起到了極大的作用。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寒山詩闡提記聞》。

　　白隱為江戶時代最著名的禪宗大師之一，精于佛理，長于詩畫，酷好寒山詩，曾在闡提窟為弟子們講解寒山集，《寒山詩闡提記聞》即是弟子整理講義而成。白隱評詩，本于佛法，以修道為旨歸，但多能圓融、通脫。要旨有二，其一，警策世人，勿沉溺于世俗虛幻。如評《鸚鵡宅西國》曰：“此詩比也。譬見世纏縛世榮、關鎖爵祿人，恰如鸚鵡在金籠，雖形似福貴，中心常憂惱。如遁居樂道者，似飛鳥在野，雖欠見寵撫，身心常快樂也。”其二，重在闡發(fā)“真心”“道境”。何為“真心”，白隱多以詩境為喻，如《碧澗泉水清》評云：“此詩賦寒山境致，示真心現(xiàn)成。”但“真心”不可說，白隱又隨說隨掃，評《吾心似秋月》時舉種種有形物之局限，指出“絕妙處”不可比況。

　　白隱以“心”為修持根本，論詩大要。在評著名的《人問寒山道》一詩中，白隱闡發(fā)了“妄心”“真心”之別，世人之心是“逐聲色取舍底識神，隨好丑愛憎底妄心，是名生滅之心，是為生死本根”，而真心則是“心、佛、眾生，平等不二，佛界魔界，凈剎穢土，有情非情，草木森羅，盡是一個佛心”。妄心剎那生滅，追逐聲色，造作分別，是眾生千劫生死流浪的本源；識得“佛心”，才能平等不二，超對立相，這是學寒山根本處，也是入“寒山高境”之要徑。白隱以禪者的洞見及證悟，直指寒山本意，破一切執(zhí)，離所有相；又以高超的藝術稟賦，將不可言說的“禪境”與“禪心”呈現(xiàn)于目前。他從詩義出發(fā)，既闡發(fā)佛法的“勝義諦”，又方便說法，關注世道人心的救度，受到僧俗兩界歡迎。其思想不僅影響當時，在一百余年后的明治時期復大興于世，對寒山形象及詩的普及、流行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寒山詩以其獨具的魅力，興起于江戶詩壇，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時代，作為一種“異質(zhì)”存在，得到了日人的廣泛認可。其審美品質(zhì)、思維模式、言說方式都影響著日本詩壇，并滲透到和歌、俳句、舞蹈、戲劇、繪畫等多種藝術形式中。明治以后，其人及詩更成為了獨樹一幟的“寒山文化”，對日本社會產(chǎn)生著深刻而悠遠的影響。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