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囤積狂”

　　■本報見習記者 夏杰藝

　　“你真的不考慮扔一部分嗎？”

　　面對40歲的企業高管龔家凱，整理師吳劍俐忍不住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

　　吳劍俐有近300次上門服務的經驗，龔家凱的家算得上一個挑戰。從客廳走到房間，至少有十個行李箱散亂地放在地上；廁所的浴缸里放著紙箱，里面是不知名雜物；約15平方米的臥室，鞋子收納盒鋪滿了一整面墻，牛仔褲疊起來幾乎堆到天花板……吳劍俐帶著兩位同伴，用了整整36個小時才完成工作。龔家凱承認，自己“有一定的囤積傾向”。

　　很多年前，“囤積”就在新聞報道中頻頻出現。人們通常看到的是窮困、孤僻、年邁的囤積者。如今，“囤積癥”正在困擾大量像龔家凱這樣的青年人。

　　打開微博搜索“囤積癥”，會發現許多網友抱怨自己已“病入膏肓”“我上輩子肯定是只倉鼠”“房間爆炸了”；在聚集35萬成員的豆瓣“極簡生活”小組，有不少組員記錄自己與“囤積癥”作戰的過程；小紅書上，整理收納師正成為“網紅職業”，走進千家萬戶，為人們解決囤積問題。

　　《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將“囤積癥”定義為“過量保存價值有限的物品且無法丟棄，導致生活空間極度擁擠、不能正常使用，對個人社會功能造成一定負面影響的心理疾病”。不過大多數人討論的“囤積癥”，并非臨床診斷意義上的精神疾病，而是一個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物品正在蠶食我們的空間，我們卻無力阻止。

　　然而，對于這一社會現象，我們還缺乏足夠的了解。在知網上搜索關于“囤積癥”的論文，發表于核心期刊的僅2篇，大多關注囤積的個人心理動機，對其社會成因暫無分析。記者向多位學者求證后確認，中文領域尚未出現以“囤積”為主題的社會學研究。

　　為什么我們無法停止囤積？人、物、空間之間的關系何時變得如此緊張？帶著這一疑問，記者找到了幾位囤積者和整理師。

　　“囤積癥”

　　龔家凱經常在世界各地重復購買同一款物品。

　　他有20雙看上去一模一樣的新百倫運動鞋，“我很喜歡這個款式，就買了美國、歐洲、日本不同地區生產的”。臥室架子上，擠滿了凱蒂貓和泰迪熊，他解釋，“也不是喜歡，但泰迪熊是美國文化的一個標志，凱蒂貓在日本各個城市有不同版本。”還有客廳里一排排雷同的可樂瓶、行李箱，“都是去世界各地旅行時候帶回來的，特意買的當地產的，我只要路過看到了就會買。”

　　龔家凱是吳劍俐的客戶之一。他身材健碩，開朗而健談，是一家大型跨國企業的高管，收入頗豐。他覺得，阻礙他“斷舍離”的，是一種“神奇的超能力”——每次看到物品，他都能瞬間想起與此相關的人生細節：那件皺皺的黃色保羅衫，高中暑假去旅行社當導游時得到的，“那可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現在已穿不進去的牛仔褲，是20歲當健身教練時候買的，“我總在想，或許還有天能穿上”。

　　龔家凱在我國臺灣地區出生，在美國長大，在上海工作，他始終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急速變化的時代，“所以更喜歡那些有回憶、有沉淀的東西。”

　　王萱今年27歲，就職于北京一家知名互聯網企業，在同事看來，她是一位“精致時髦的都市女性”，沒人會想到她生活在一個如此無序、雜亂的空間中。

　　家門口的走廊，放著十來個未開封的快遞紙箱；客廳里，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個疊一個，堵住了進出的空間；陽臺上，“雜物小山”堆得和冰箱一樣高，地上散落著形狀各異的收納盒，里面塞著牛仔褲、毛絨玩具、衣架、洗衣液、零錢包。一個月前，朋友去找她，一進門就露出了“極其嫌棄的眼神”，待了不到十分鐘就“趕快溜了”。

　　工作5年，搬家6次，隨著收入水平的增長，王萱的房間面積逐步擴大，與此同時，王萱對物品的渴望也在迅速增長。在床頭柜上，王萱放了14瓶正裝香水，雖然明知道香水消耗緩慢，不久就會過期，但“不買小瓶的，大瓶的這么擺著才好看”。

　　王萱想過，如果家變得簡潔空曠，自己會開心嗎？答案是否定的，她喜歡被物品包圍的感覺。

　　她說所有物品都必須備齊，要考慮每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為了不知何時會登門的客人，她囤了十幾雙拖鞋，以及同樣數量的一次性牙刷、毛巾、鞋套。她甚至在當時租住的10平方米房間中準備了兩條長凳，“要是來了五六個人坐不下怎么辦？”“別人囤貨頂多考慮半年、一年，我要考慮兩年、三年、很久以后”，“萬一以后會用上呢”。

　　她覺得，這種“深謀遠慮”或許源于童年時生活的窘迫。小學時期，她的父母突然下崗，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她一直穿別人的舊衣，“在自卑與自負之間反復拉扯”，也曾被同學集體孤立，連一塊橡皮都借不到。

　　所以，眼看著家一步步走向擁擠，她卻有一種幸福的饜足感，“再也不要向別人借了！”

　　于曉靜從囤積中品嘗到的，則是久違的放肆。

　　曉靜是“90后”，上海本地人，從出生起一家三口就擠在十余平方米的老公房，“手腳都伸不開”。結婚后，她和丈夫搬進了120平方米的新屋，望著空曠的三居室，她仿佛獲得了一張囤積許可證，開啟了瘋狂購物模式。

　　化妝棉和蒸汽眼罩打折了？囤。抽紙多買幾包更便宜？囤。李佳琦又推薦護膚品了？太劃算了，囤。

　　不知不覺，她儲存了兩年都用不完的化妝棉和蒸汽眼罩，堆積的抽紙塞滿了3個衣柜隔間，挖耳勺就有20多支，至于清潔海綿，“應該這輩子都足夠用了”。曉靜的丈夫也不甘示弱——他買了大量零食藏在家中各個角落，“也有童年遺憾要彌補”。

　　經過近300次入戶整理服務后，整理師吳劍俐對“囤積癥”已經見怪不怪。她的客戶主要是25—40歲的人群，大多穿著講究，有著較高的學歷和收入。進門之后，卻常常發現這樣的情景，“有些家已經不是家了，沒有光，沒有風，密密麻麻全是雜物和垃圾，堆滿整個屋子。”

　　消費裝置

　　最近一次搬家，王萱不得不正視過多物品造成的后果。24個1米高的大號快遞紙箱，都在10公斤以上，打包、郵寄、搬回、拆開、整理。沉重的箱子提醒她，要戒掉“囤積癥”。然而，“斷舍離”的路上有著無數絆腳石。

　　最大的障礙是購物軟件精準的算法推薦。“世界上最懂我的就是淘寶，每次我心里想什么，它們就會立刻在搜索框和推薦頁出現，你只要打開，永遠也別想停下來。”

　　其次是朋友圈的代購。“她們總是搞那種饑餓營銷，特別容易讓人沖動。”當代購稱疫情反復將導致閉關，她購買了兩包甘梅粉，最終完整地放置到過期。

　　還有在各大社交媒體上關注的博主，“我特別喜歡香港演員吳千語，還有韓國演員車靜媛，她們的穿搭對我吸引力太大了，就很想買同款來搭一下。”

　　每到“雙十一”“黑五”等購物節，同樣愛囤積的朋友向她發來商品鏈接，“趕緊去買”，“不買就損失了一個億”。

　　更重要的是，她早已習慣將“買買買”當成不可或缺的情緒出口。今年上半年，職場和情場遭遇雙重挫折，她不知道還能用什么方式紓解自己，“幾乎每天都在下單”，只有在拆快遞的瞬間，她還能感受到一絲雀躍。

　　整理咨詢師王澤宇發現，她們整理的速度甚至趕不上客戶購買的速度：“我們兩天前才登門測算，設計好一套整屋收納方案，一到她家傻眼了，‘618’(購物節)一過，門口堆了十幾個大箱子。”

　　深入走訪了近百名囤積癥患者后，《囤積是種病》的作者心理學家蘭德·弗羅斯特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囤積者是市場營銷的犧牲品：“我們都期望通過物品來獲得快樂，不是出于實踐和經驗，而是由于大肆宣揚‘占有’取向的市場營銷策略。”

　　作者指出，制造囤積者和囤積現象的，是一套精密的裝置：一個以物品為中心的消費社會。它包含林立的購物中心、豐盛的櫥窗、無處不在的營銷廣告，文化氛圍高度商業化。這套裝置運作的核心，正是對“占有”的普遍信仰——人們相信，“人之存在”等于“人之所占有”，將物品當作身份、價值和意義感的來源。

　　為了成為“真正的精致豬豬女孩”，王萱不停購買小紅書博主的同款：煮火鍋要用“網紅摩飛鍋”，煮面要用“日式雪平鍋”，餐盤要選粗陶的，窗簾得換成定制的，床頭桌要藤編的，臺燈買復古的……她很快發現，“精致”意味的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連串的物品。

　　當于曉靜還是家庭主婦時，她習慣于看直播購物打發時間。囤打折貨給了她充實感，“沉浸在自己很持家的想象中，覺得給家里省了很多錢”，也給了她另一種價值——她期待收到物品后拍照上傳的一刻，“就這么說吧，那時候的我，只是買一套SK-Ⅱ，都要在朋友圈曬一下，好像那樣才會更自信。”

　　如今她逐漸意識到，這一思維方式的問題所在：“我配得上，并不意味著我一定要買。我不買，并不意味著我低人一等。”

　　可當曉靜試圖逃脫這個裝置——放棄那些“輕奢包”、背著自己喜歡的迪士尼卡通帆布包出門時，卻遭遇了他人的質疑。她記得，有一次參加培訓，在場不少女士都背著價格不菲的包，老師看見她，用令人不適的語氣說道：“你怎么還背這個？”

　　心靈負累

　　過多的物品很快讓人感到負累。

　　王萱起初勤于收拾，后來漸漸選擇無視，任由快遞包裹堵在玄關，有的放置了一年多都沒打開。

　　于曉靜則與丈夫頻頻因家務問題起爭執。一旦看到丈夫下班后隨手將外套搭在沙發上，她就忍不住怒斥他讓家中秩序雪上加霜。兩人互相指責，“你習慣太差了！”“是你東西太多了！”

　　與此同時，物品也掏空了收入。去年王萱辭職休息，才發現工作五年的存款還不夠支撐在一線城市生活3個月。于曉靜則在有一天收到信用卡賬單后心里一驚，她發現作為家庭主婦的自己，每月竟有1萬余元的信用卡債務。抬頭環視整個家，囤貨時的滿足早已消失，只剩下無盡焦躁。

　　新浪樂居財經收集了13282份整理服務消費者的問卷數據后，在《2020中國整理行業白皮書》中指出，“91%患有‘囤積癥’，83%衣柜衣物數超過500件。”

　　“‘擁有物和財富越多就越幸福’意義上的消費主義，作為現代意識形態的重要部分，逐步流行開來。”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教授吳金海長期專注于消費文化研究，他認為，在它的指引下，人們熱衷于占有和積累物品，促成了大眾層面上的囤積現象。

　　然而，在更宏觀的敘事中，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對于當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這一背景下，應當如何緩解“社會囤積癥”呢？

　　“如果我們把消費僅僅理解為對物的購買、占有和積累，那么這種消費與生產之間就沒有什么區別。”由此，吳金海指出，消費區別于生產的本質特征在于，它是一個過程，是對時間的一種消耗。

　　也就是說，當社會從“以占有物品為主的商品消費”轉向“以時間消耗為主的體驗消費”，大眾層面的囤積現象便能得到緩解。

　　在《物窒欲》一書中，詹姆斯·沃曼提出了他的解決之道——發展體驗式消費和共享經濟，鼓勵演出、展覽、旅游、課程等體驗式消費，增加更多像共享單車、民宿等更多有利于提高物品使用效率的共享經濟。

　　“20世紀，我們曾用購買物品來拯救衰退的經濟，21世紀，我們將用購買體驗來解放擁擠的心靈，和岌岌可危的地球。”

　　舍棄之道

　　但是就個人而言，并非每名囤積者都需要改變。整理師吳劍俐指出，“問題在于，它是否影響了你的生活。你的經濟狀況、生活空間、心理狀態，能不能承載這么多東西？”

　　當然，如果你為此煩惱的話，或許可以嘗試重新思考自己和物品之間的關系。

　　整理培訓師林杰瀟發現，人們似乎天然地將占有物品認為是保存情感、自我、回憶的唯一方式。

　　一個典型的場景是，客戶即使不喜歡朋友送的禮物，也會選擇保留，認為扔掉是不尊重友誼的表現。面對類似的情況，她會嘗試詢問：“如果扔掉這些，你和朋友的感情就不存在了嗎？”她告訴他們，禮物還可以通過文字、圖畫、錄像等方式來保存。

　　她認為，“斷舍離”的過程，正是讓人們學會理解，物品與情感、自我、回憶并非密不可分。適度剝離，才能順利地舍棄。“不過，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

　　整理師王澤宇則在一次次的溝通中意識到，受囤積困擾的人，在深層次上可能存在某種“價值失序”。

　　“很多人沒有去思考，我想要這個東西，是因為想用它來做什么呢？想要實現什么樣的生活？譬如很多單身的上班族，囤了大量漂亮的碗碟、鍋具，但其實一年用不到兩次。”她發現，一方面，人們習慣于通過“占有”代替“使用”的體驗和快樂，另一方面，短期獲取物品的快感，轉移了注意力，代替了最缺乏的長期價值。

　　因此，她嘗試在整理咨詢服務中，引導客戶思考“什么才是你想要的生活？”“你希望自己的家是什么樣的？”

　　于曉靜是王澤宇的客戶之一，她依然記得，王澤宇當時的“靈魂發問”：“在上海這樣寸土寸金的地方，你有了這么漂亮的家，就用衛生紙把它填滿嗎？”

　　曉靜忽然有一種“醍醐灌頂”感覺。她意識到，擁有一個干凈整潔的空間，能讓她和家人都感到舒心、快樂，這才是她心里最看重的。從那時起，她在購物上越發慎重，也更敢于丟棄不必要的物品。現在，她不再沉迷于在朋友圈炫耀包包和化妝品，而是將時間花在提升學歷上，并找了一份幼兒園教師的工作。

　　在采訪的最后，記者曾向王萱提問，能否回憶最近3個月感覺幸福的時刻，王萱這樣回答：

　　“一是拿到了自己最理想的職位，終于可以做一直以來想做的事，很有成就感；二是之前回家休息的時候，每周都會買一束花插在陽臺，看到花那么茂盛，特別開心；三是在家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候，每天和媽媽拌拌嘴，有時候去爺爺家的菜園摘菜，爺爺還給我做飯，真的覺得很幸福。”

　　歷數之后，她若有所思地說道：“這些好像和囤積都沒什么關系。其實，我使勁地囤東西，可能就是太孤單、太需要陪伴了。”

　　(文中龔家凱、王萱、于曉靜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