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愛貞（廈門大學經濟學院）

　　近年來，全球“灰犀牛”事件頻發、重大疾病傳播等多種經濟社會風險因素交織作用，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極大不確定性。“一帶一路”建設以西亞北非20國和東南亞11國為主力，實現其高質量發展不僅僅體現在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區域性合作，更在于全球共同參與的更高水平合作和更高質量的共贏發展。由此，亟須探索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一帶一路”共建之路。

　　從產能國際合作走向供應鏈共建

　　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最重要的參與者，在海外設立的110多家經貿合作區中將近一半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20個國家級海外產業園區也布局于沿線國家，帶動了大批中國企業“走出去”；2013—2020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累計直接投資達1398.5億美元。很顯然，中國企業是“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共建者。大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制造業和基礎設施較為薄弱，而中國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和極強的生產、建設能力，使二者具有較好的產業鏈合作基礎。近些年來，能源、交通運輸、電信以及信息基礎設施等技術類投資，是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的最重要領域。從償付能力與派生需求視角來看，往往只有地區制造業集群發展，才會對基礎設施有更高的需求，也更有能力償付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從東道國政府視角來看，外資企業進入后，通過后向關聯效應促進當地供應商發展，進而通過前向關聯效應帶動整個行業發展，是多數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目標。因此，中國企業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關領域實現進一步發展，需要與這些國家的制造業產業鏈集群發展進行聯動，進而助推中國更多制造業企業“走出去”。當前，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已從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基建和能源領域的產能合作，轉變為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制造業領域的產能合作。2020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有34.1%進入制造業領域。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截至2018年底，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34個國家合作建設42個港口，投資或承建70座機場，但尚未充分帶動當地產業發展，也未成為近年來中國制造業企業投資的主要集中地，出現了中國前期基建合作與近期制造業合作的區域分離現象。因此，立足長期可持續合作，中國與這些沿線國家都有供應鏈合作的現實需求。然而，中國企業近年來與當地企業的合作還有待深化，這一方面使得這些“走出去”的企業還需依賴從中國進口中間品，增加了時間和生產成本，沿線國家也無法從中獲得更大發展；另一方面也因當地配套能力弱而影響了兩國企業合作的基礎，供應鏈穩定與安全面臨考驗。

　　為此，中國企業需要從基于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產能合作，進一步推向供應鏈共建，通過帶動當地供應鏈本土化延伸發展，夯實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贏發展的根基，為穩步拓展健康、綠色、數字、創新等新領域合作提供支撐。尤其要利用當前已經建成的中國境外產業園區，通過園區、進園企業的本土化延伸發展，加強中國與沿線國家產業鏈供應鏈的暢通銜接，實現共贏發展。

　　從第三方市場合作走向更高標準競合

　　2015年以來，中國已與法國、日本等14個國家達成加強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共識，形成了產品服務類、工程合作類、投資合作類、產融結合類和戰略合作類五大合作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全球經濟趨于下滑，尤其是全球產業鏈呈現出區域收縮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機會和市場潛力得以凸顯。實際上，一些沿線國家很早就開始吸引大量發達國家企業進駐，對這些企業來說，“一帶一路”共建下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不僅能更好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還能在更大市場容量的增長中促進技術和品牌發展。這使得不少發達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考量從政治為主逐步轉向政治與市場并重。

　　近期，美國一些重要機構，如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獨立工作組圍繞“一帶一路”倡議發布了評估報告，力薦美國政府提供相關替代方案，以利用美國在尖端技術和企業、資本、國際領導力、國際標準制定、法治和透明商業慣例等方面的核心優勢，提高沿線國家的治理、貿易協議、環境和反腐敗標準。可以說，美國聯合戰略伙伴建立“一帶一路”倡議替代方案已成為其戰略方向。這將使得中國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鏈供應鏈競合，不僅會面臨來自歐美等發達國家企業的激烈競爭，還會面臨標準與規則制定話語權的競爭。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企業在產業鏈供應鏈競合方面的優勢明顯。一方面，中國企業在產品生產和項目建設上的集成能力較強，可以快速整合資源、擴大訂單規模，擁有成本低、工期短的顯著優勢。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改造生產流水線和優化組合鏈條不同環節的能力較強，經營靈活且高效。此外，中國企業不僅在食品、紡織、皮革鞋類、木材、造紙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占有主導地位，在電子、電器、化學、金屬、機械、交通運輸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中也占據重要地位。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術應用已經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中國企業在該領域的競爭優勢較為明顯。因此，以歐美為首的發達國家企業與中國企業除了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展開面對面的競爭，相互間合作的空間和領域也比較廣闊。

　　為此，中國應以本國企業主導的境外經貿產業園區為平臺，或以重大項目為契機，加強與發達國家企業的產業鏈合作。尤其要支持有條件的行業龍頭企業“走出去”，并通過強強聯合“走上去”，為更多中國企業能夠在美國為首的“一帶一路”倡議替代方案下開展競合打下基礎。同時，中國還應加快完善“一帶一路”倡議的合作機制，協助構建多方聯動的政企合作機制。更重要的是，中國要重視沿線國家的利益訴求，以及發達國家的發展需求，切實基于互利共贏原則構筑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體系。

　　從各自引資走向產業鏈分工協作

　　隨著國與國經貿聯系和產業分工關系的增強，全球制造業發展趨勢和新技術的應用具有較強的同步性。不管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共建供應鏈，還是沿線國家參與跨境供應鏈，技術關聯、要素協同和供需關系在供應鏈上下游聯動傳遞的效應較強。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和供應鏈配套不足、產業鏈支撐水平低，制約了其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因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合作“補短”，進而提升區域競爭力。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作為占全世界人口超過六成和占全球經濟總量約30%的重要區域，其貿易額目前僅占全球比重的四分之一左右，是全球重要的投資目的地。從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向來看，近年來，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已進入前20大外資流入國名單，但沿線不同國家間仍存在較大的發展差距，大量的沿線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機會非常有限。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產業鏈供應鏈高度依賴區域外的國家或地區，沿線國家間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程度較低，既無法基于自身資源和市場實現優勢互補，也無法依托更大的市場容量促進技術和市場發展，尚未實現揚長補短和協同發展。

　　從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的視角來看，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技術行業的梯度產業鏈配套優勢已初步形成。立足不同國家的發展互補性和協同性，中國企業應充分考慮投資與資源互補性可能帶來的供應鏈跨區布局的機會，結合產業特性和技術演化特性，探索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產業鏈供應鏈合作的不同模式，盡可能形成以中國企業為主導的區域產業鏈，帶動更多沿線國家企業參與國際分工與區域經濟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全球產業鏈收縮對中國產業鏈影響機制研究”（21AJY00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