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駐赫爾辛基記者 張智勇

　　在“俄羅斯將于16日入侵烏克蘭”的預測被打臉之后，美國總統拜登18日又聲稱，他“確信”俄總統普京“已經決定”開戰，進攻可能“在幾天內”打響。

　　美國想從這些“預言”中獲得什么利益？在許多分析人士看來，美國無非是想擾亂俄歐能源合作節奏，打壓可能相應提升的歐元地位。可以確定的是，接二連三的“預言”加劇了本已緊張的烏克蘭局勢，也早已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反感。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伯克19日就表示，“在危機狀況下，最不合適的做法就是無端猜測或估計”。烏克蘭危機仍存在對話與和平解決的空間，“目前形勢十分嚴峻，但歷史尚未寫定，”“我們仍然可以看見出路”。

　　出路，是各方關注的重點。因為有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等著名戰略家的加持，國際問題研究者一直在探討“芬蘭化”作為烏克蘭危機出路的可能性。實際上，許多芬蘭人不喜歡這個外來詞，覺得用這個詞概括那段艱難歲月的特點并不合適，甚至是種冒犯。不過，對于“芬蘭化”對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可能參考價值，還是有些芬蘭人士愿意分享他們的智慧。

　　維護本國主權而不挑戰強鄰

　　“芬蘭化”或稱“芬蘭模式”，最初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的西德政治辯論，后在德國和其他北約國家使用，意指一個國家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同時不挑戰更強大鄰國的決定，其通常指代芬蘭在冷戰期間對蘇聯的政策，也有用來指代類似的國際關系。在烏克蘭沖突爆發后，這個原本屬于冷戰時期的歷史詞匯被一些國際人士拿來用于討論烏克蘭危機的解決方案，大意是烏克蘭可在承諾不加入北約的同時，自由選擇國內的政治制度，以及與西方的政治和經濟聯系，避免對俄羅斯形成制度性的敵意和威脅。

　　1956年至1981年間在任的芬蘭總統吉科寧在自傳中稱，芬蘭奉行的是預防性外交政策，其基本任務是在本國的生存安全和地緣政治環境主導利益之間做出協調，“尤其對于小國而言，我們對自己立場所產生的影響不抱幻想，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的是能夠對國家未來的軍事或政治發展所倚仗的不同因素有及時且正確的力量感知……經驗還告訴我們，一個小國絲毫沒有把外交政策和情感混為一談的余地，一項切合實際的外交政策應當基于對國際政治關鍵要素的認知，這些要素包括國家利益及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影響。”面對芬蘭的特殊地緣政治困境，吉科寧說過：“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并非絕對的……無須屈服于歷史必然性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后來，有學者把吉科寧對芬蘭外交政策的闡述濃縮成一句話：“芬蘭化”不供輸出。

　　芬蘭國際研究協會董事會成員、坦佩雷大學管理與商業學院安全研究講師瓊圖寧曾在《赫爾辛基綜合癥：國際政治中芬蘭模式的過時復興》一文中指出，“芬蘭模式”主要有四方面含義：一是描述中立性的小國外交政策；二是作為貶義的修辭工具，向國際盟友和國內民眾傳遞一種具潛在危險的政策主張；三是一種歷史修正主義概念，通常用于芬蘭國內對冷戰時期外交政策的討論；四是作為革新模型，為外交政策和國內改革獻計獻策。

　　可以看出，最早談論烏克蘭危機“芬蘭模式”解決思路的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僅是為烏克蘭危機提出一種小國中立外交政策的革新模型，為美國相關政策提供新思路，并不涉及瓊圖寧文中所指的第二和第三方面含義。瓊圖寧在文章中通過對冷戰期間“芬蘭模式”原始過程的描述表明，試圖將“芬蘭模式”作為烏克蘭危機解決方案的“錯時空處方”缺乏對政權合法性的理解，意味著對歷史的拒絕，在脫離冷戰背景的當下，“芬蘭模式”不是一個可從中學習的“歷史教訓”。

　　與芬蘭一段非常艱難的歷史有關

　　近期“芬蘭化”概念再度被提出，引發了部分芬蘭人士的不滿。芬蘭前總理斯塔布在推特上強烈質疑馬克龍會使用這樣的術語，稱使用“芬蘭化”這個詞，不管在何種語境的芬蘭外交政策話語中都會被認為是無禮的。他還對法新社記者表示，對蘇立場是芬蘭歷史上的一個“痛點”，“芬蘭模式”不適用于烏克蘭，舊術語描述新情況行不通，新情況用舊辦法也很難奏效。任何主要大國，無論是俄羅斯還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應決定烏克蘭在自身安全方面想要采取的路線。斯塔布還明確地說：“在芬蘭，當你說某人被芬蘭化時，這幾乎是一種侮辱。”2014年斯塔布在任總理時就曾說過：“對我們所有芬蘭人來說，‘芬蘭化’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話題。”

　　有當地研究人士認為，冷戰結束30多年了，“芬蘭化”已成為一個過時舊術語，不再適用。芬蘭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阿爾托拉對媒體表示，這個舊術語對芬蘭人來說是負面的，它與芬蘭歷史上一段非常艱難的時期有關，芬蘭人的民族觀并不悲觀，所有創傷都是一個漫長故事的一部分，自由、堅定和穩定的外交政策話語是芬蘭講述這個漫長故事的方式。面對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芬蘭處于歷史上最有能力與之面對的狀態，可能比許多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更具彈性。烏克蘭問題影響范圍已超出其自身，如今討論“芬蘭化”的解決方案對烏克蘭或芬蘭都沒有好處。

　　“從芬蘭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貶義詞”，芬蘭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佩蘇對媒體表示，芬蘭人不喜歡這個詞，也永遠不會把它作為一項政策提案。芬蘭政界很少有人公開談論“芬蘭化”，偶有涉及的人士常會招致批評。

　　年逾八旬從軍多年的尼古拉斯對記者回憶稱，二戰結束后芬蘭仍要獨自面對作為超級大國的鄰國，不得不進入那段被稱為“芬蘭化”的歷程，在此后兩位總統長達35年“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的努力推動下，芬蘭最終還是在危險歷程中抓住了發展機遇。芬蘭的成功之路在今天難以復制，作為經歷這一切的老人，他不希望包括烏克蘭在內的任何國家“芬蘭化”。

　　　一個小國的智慧和積極的故事

　　與此同時，有一些人士著眼未來，積極看待“芬蘭化”及其具有的現實意義。芬蘭資深記者、Maximusport主編和中歐健康與體育理事會的媒體大使波蒂拉對記者表示，“芬蘭化”一詞可被理解為一個小國的智慧。“就芬蘭而言，這意味著接受現實，我們是一個尊重所有國家主權和決策權的小國。芬蘭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安全威脅，希望并要求其他國家對芬蘭也采取同樣態度。”過去十年，尼尼斯托總統一直扮演著和平調解人的角色，因此“芬蘭化”被賦予了和平締造者的新含義，芬蘭作為公正的東道國，在首都赫爾辛基等地主辦過各種國際首腦會議。芬蘭強調，每個國家都有義務和權利決定自己的事務。在上周六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尼尼斯托總統對中國提出的主題表示贊賞，中國也強調小國主權價值觀。波蒂拉表示，希望各方對烏克蘭及其局勢采取同樣的態度，在談判桌上以文明的方式達成一致意見，否則烏克蘭爆發戰爭，那將是一場悲劇。

　　芬蘭環境產業協會董事長伊爾·卡洛馬近期撰文表示，芬蘭人應該對自己的智慧和民族美德感到自豪，當年沒有加入西方戰爭機器，而是成為東西方的“分水嶺”，實現了與有核國家的和平相處，這為芬蘭帶來了歷史上第二長的和平時期。今天“芬蘭化”的概念具有全新的積極意義，時代和世界在變，人們也會對決策者頭腦風暴時提出的參考歷史保持清醒和理智。卡洛馬明確反對芬蘭成為北約東部的美國戰場。

　　芬蘭國際事務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帕斯捷爾納克也對媒體表示，如果將“芬蘭化”視為芬蘭在與莫斯科不對稱關系中的一種生存機制或工具，那么就可以講述一個積極的故事。

　　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中的箴言，仍足以啟迪當今世界。

　　（光明日報赫爾辛基2月21日電）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22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