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抗戰題材小說，在日本竟然連續再版11次，被上百個大學收藏——

　　李廣田《引力》在日本（中國經典作家在海外）

　　《引力》的誕生及現實際遇

　　中國現代作家李廣田以詩歌與散文創作名世，《引力》是他唯一一部長篇小說。這部書寫抗戰時期人物命運及日常生活的小說，創作始于1941年7月，其后長期中斷。據李廣田之女李岫回憶，直至1945年8月11日，作者才“在慶祝抗戰勝利的鞭炮聲中寫完最后一句話”。作為一部用力頗多的心血之作，《引力》與巴金的《寒夜》和錢鍾書的《圍城》一起，連載于鄭振鐸、李健吾主持的大型文藝刊物《文藝復興》上，并于1947年6月由晨光出版公司結集出版。《引力》講述了身居淪陷區的中學教員黃夢華，不甘心做“亡國奴”，在丈夫雷孟堅的召喚下，毅然帶孩子設法離開淪陷區，去尋找光明的故事。當她歷盡艱險到達丈夫居所時，丈夫卻已離開，只留下一封信，告訴她自己正向更光明的地方進發。在丈夫行動的感召下，黃夢華也終于放下個人得失，告別舊我，跟上了時代的步伐。

　　較之大名鼎鼎的《圍城》與《寒夜》，《引力》在國內所受關注十分有限。小說連載期間，除李長之的《評李廣田創作〈引力〉》之外，罕有評論文章。1983年小說再版后，仍未得到研究界足夠重視。在筆者看來，《引力》在國內研究界的持續“遇冷”，除文本風格方面的原因外，也受到時代語境的制約。不同于以故事、情節取勝的抗戰題材作品，《引力》內容瑣碎，行文中密集的心理描寫與風景刻畫削減了讀者的閱讀興趣。與此同時，這部小說缺乏對宏大敘事和史詩化品格的追求，對淪陷區生活的原生態書寫，與當時抗戰文學的主流寫法有較大不同，故在出版后長期游離于讀者及文學研究界視線之外。但正是這樣一部別樣的抗戰題材作品，在日本卻引發了相當廣泛的關注和研究，可謂是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一個獨特案例。

　　《引力》被日本接受與研究

　　《引力》在中國發表后沒幾年，就被譯介到日本。“日本的中國研究所最早出版了岡崎俊夫的節譯本，接著，高田浩的另一節譯本登載于1950年12月的《中國語雜志》上。1952年，巖波書店出版了岡崎俊夫的全譯本。”（陳嘉冠：《〈引力〉在日本》）除1952年版外，小說還有1959年版，期間連續再版了11次。

　　這部小說不僅吸引了不少普通讀者，也備受專業研究者推崇。據筆者調查，日本國內現有114個大學藏有《引力》1952年版，11個大學藏有《引力》1959年版。除該書譯者岡崎俊夫外，學者吉田浩、立間詳介、奧野信太郎、佐藤普美子等均為其撰寫過書評或研究文章。另外，該書還入選了多種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著，如日本著名學者小野忍在其編寫的《現代中國文學》（每日新聞社1958年版）一書第六章“抗日戰爭和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文學”中，將《引力》與老舍的《四世同堂》并列為淪陷區書寫的代表性作品，并以《祖國中的異國（其二）——李廣田的〈引力〉》為題，對小說進行了詳盡評介。國分一太郎、小田切秀雄、山下肇編寫的《文學中的教師形象》（明治圖書出版1957年版），以《占領下的教師苦惱與行動——李廣田的〈引力〉》為題，對小說進行了分析。

　　日本研究者對《引力》的研究主要有3個角度，其一是對小說“抵抗文學”特質的揭示與闡發。立間詳介在《讀小說〈引力〉有感——反抗的起點》一文中指出：“讀罷《引力》，我沖口而出的一句話是：‘反抗’。”在他看來，正是反抗的意志召喚了夢華的頑強行動，最終使她走向嶄新的生命狀態。小野忍則指出，正是“抵抗”的意志，使夢華突破了普通人對家庭的耽溺情緒，進而“從個人轉向團體，由團體走向了大眾”，最終收獲了可貴的國民意識。而佐藤普美子在《讓“衰頹之物”言說吧——試論：李廣田文學的定點》中，更直接指出，《引力》正是“作為抵抗文學獲得了廣泛的共鳴”，并進一步指出《引力》也體現了李廣田一貫的將目光投向“平凡的生活者”的創作傾向。在她看來，這種“去概念化”書寫取向及其“質樸、恬淡”的筆調，無疑是小說能夠引發日本讀者廣泛共鳴的重要原因。其二是對小說“自敘傳”風格的發現。譬如譯者岡崎俊夫就發現了小說強烈的自傳性質，他在譯后記指出：“作者去年（1950年）發表了《西行記》，這是記敘抗日戰爭時期遷移至內地時沿途觀感的記行文學……這正好跟《引力》中孟堅的行蹤相同。”李岫回憶說，她1992年即將離開京都外國語大學之際，將自己所攜帶的書籍及父親李廣田的文集捐贈給校方，在交接儀式上，知曉她身份的到場學者們紛紛以《引力》中的“小昂昂”（黃夢華之子）之名稱呼她。丸山昇等日本著名中國研究專家在和她的對談中，也多次談及他們對《引力》所傳遞的“和平理想”的喜愛，這從側面印證了小說的巨大影響。其三是對小說藝術風格的分析，小野忍認為《引力》莊嚴與柔美兼備，夢華在離開淪陷區前的最后一課，“使人想起被選入中國語文教科書的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課》。”而李廣田在描繪夢華精神蛻變歷程中所展現出的“非凡的纖細柔綿的筆觸……差一點被日本讀者誤認為作家是一位女性”。

　　《引力》的“引力”何在？

　　一部抗戰題材小說，緣何在日本引發如此強烈的反響，以至于《引力》成為日本讀者和學界認識中國抗日戰爭的一個窗口？在筆者看來，理解《引力》在日本的傳播熱，不僅要考慮小說本身的美學風格與日本讀者審美接受之間的契合，更要將這一文化傳播現象放置于廣闊的歷史時空中進行考量。

　　在闡釋自己的美學主張時，李廣田曾借一位西班牙作家之口，強調自己“反對過分人為的藝術結構，而要表現那最高的真實”（《兩種小說》）。這種美學追求使得《引力》在呈現淪陷區生活時立足個體親身經驗，堅持秉筆直書，保留了抗戰時期個人生存體驗的生動細節。與此同時，這種寫作傾向也使得小說擺脫了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未對侵略者作漫畫式處理，而是傾向于寫出其復雜的一面。這種“以真為尚”的美學風格，無疑強化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而其中所寄寓的，正是作者批判侵略暴行，展現戰爭殘酷性，呼喚中日兩國走向和平、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這種對和平的向往，顯然契合了戰后日本人民的心理。

　　此外，《引力》是典型的詩化小說，文中俯拾皆是的古典詩意想象與東方情韻以及小說家對女主人公內心世界的細密呈現，都與日本大正年間興起的“私小說”傳統有異曲同工之處。這種松散、瑣碎、富于流動性的寫作風格，與日本人重視情緒刻畫，偏重內心省思的文學傳統多有契合，因而也易為日本讀者所欣賞。

　　《引力》的接受熱潮更與上世紀50年代日本的特殊歷史環境密切相關。一方面，戰后日本復雜的社會矛盾與僵化的社會體制，導致了左翼運動的廣泛興起，社會主義中國成為眾多日本進步知識分子的理想寄托。而李廣田的民主戰士身份以及小說中對解放區的反復隱喻，自然會激發當時日本讀者的閱讀興趣。另一方面，二戰后美軍對日本的占領，使日本民眾體會到了無法左右自身命運的滋味。正如奧野信太郎在《讀〈引力〉》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深信美國的占領政策會使日本民主化，后來卻顯出了使日本軍事基地化、殖民化意圖。一旦施予的自由逐漸減少，日本人就有了被壓迫國民的感情，于是同小說發生了共鳴。”

　　《引力》在日本廣泛傳播，受到日本學界重視的現象，可謂是“墻內開花墻外香”。這也充分說明，作為一部揭露戰爭給人民造成創傷與災難的反戰小說，《引力》寫出了人類的共同心聲，具有超越時空與國別的價值。

　　（作者：呂彥霖，系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文藝批評研究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