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鳴鏑】

　　作者：何志鵬（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法學院教授）

　　日前，具有百余年歷史、在美國國內和國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針對美國私營監獄提起訴訟，認為私營監獄在經營拘留設施時存在大量權錢交易，加劇了過度監禁和強迫勞動問題，要求美國聯邦法警局提供有關運營商的合同信息，向社會公布，以正視聽。由此，美國私營監獄問題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和憂慮。

　　20世紀70年代，由于社會思潮變遷和入刑標準降低，導致美國犯罪數量激增，監獄空間不足，私營企業參與監獄運營順勢興起。其中1983年成立的美國懲教公司（2016年更名為CoreCivic）參與管理監獄，并提供拘留設施和囚犯轉運服務，目前該公司在60多個監管設施中收容了大約8萬名被拘留者，與美國所有三個聯邦懲教機構（聯邦監獄局、美國法警局和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近一半的州以及十幾個城市開展合作。1984年成立的GEO懲教集團，不僅在美國國內經營監獄，還在海外拓展業務。近40年來，美國私營監獄在運營過程中不斷被爆出人權劣跡和丑聞，美國各界對其詬病嚴重。但美國政府未能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解決這一問題，其人權惡果和政治根源值得深思。

　　私營監獄可謂“現代奴隸制”的美國版本

　　美國的私營監獄是一項由國家暴力造就的暴利產業。美國政府因無力對大量被監禁人員進行有效管理，就利用公權力將監禁事務外包給私營企業。私營企業則將這些被監禁人員當作廉價勞工，將其投入伐木、建筑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并采用增加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報酬等方式獲取暴利。私營監獄實行的實際上是通過鉆法律的空子而形成的強迫勞動制。美國國內法和美國加入的《強迫勞動公約》第2條都不允許企業強迫工人勞動。但是，包括《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8條、美國憲法第13修正案等在內的相關國際法和美國國內法，都把政府為改造囚犯而分派的勞動排除在法律禁止的強迫勞動之外。由此，私營監獄游走在私營企業和管理囚犯的中間區域，其中的強迫勞動落入國家權力和社會輿論難以知悉、無法有效規制的夾縫。

　　西方國家一般用“現代奴隸制”這一術語描述東南亞或非洲的人口販賣疊加奴役剝削的現象。“現代奴隸制”的特征是群體性強迫勞動，當事人在無法了解真相和控制事態的情況下被推入非正常工作場所，從事無法選擇、不能推卻的低報酬勞動。將其與美國的私營監獄相比較就會發現，私營監獄的運行環節和“現代奴隸制”有著驚人的一致：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在企業主（私營監獄的經營者）的游說之下修訂法律，使很多人（主要是少數族裔和有色人種）因一些小罪、輕罪而被判處徒刑，這些輕微犯罪服刑者即被送到私營監獄并從事低報酬勞動。這些私營監獄的報酬比政府管理監獄的報酬要低得多。在絕大多數國家，“現代奴隸制”都和人口販賣緊密相連，而美國則直接采用司法體制為私營監獄提供囚犯，為其牟取暴利提供制度保障。私營監獄獲得廉價勞動力無須通過非法販賣，只需通過法律程序即可獲得充足穩定的廉價強迫勞動者，這在現代文明環境下簡直是天方夜譚！

　　從18世紀英國將罪犯運送到美國作為勞工并強迫其勞動牟取利潤起，美國就開啟了營利性監禁的歷史。美國獨立戰爭后，美英之間的勞工買賣停止。美國當局需要管理勞工的方法，在此方面從事業務的私營企業即應運而生。南北戰爭后，“罪犯租賃制度”出現，成為私營監獄的早期形態。有學者指出，美國自立國之時即施行奴隸制，現在仍然如舊，只是形式變成了私營監獄而已。

　　政府履職怠惰缺位是私營監獄存在的前提條件

　　美國私營監獄出現之際，正是美國政府監獄人滿為患、試圖增容卻難以迅速到位之時。很多人認為，政府購買服務，特別是在高度發達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政府之所以成為政府，就是因為有監獄、警察、軍隊、司法、行政、監督這一系列公權力部門的存在。如果把國家的公權力部門都委托給企業經營，并美其名曰“激活市場”，這恐怕絕非社會進步的表現。美國為什么會出現服刑人員激增的現象？正是由于入刑標準的降低導致了被關入監獄的人越來越多。美國政府在未能深入調查研究、充分衡量社會后果的情況下，就將一些社會危害性較低的行為界定為犯罪，并且將當事人關入監獄，這恰恰是政府責任缺失、治理不力的明證。

　　一般而言，在國家遇到囚犯數量巨大、監獄難以承受的問題時，應當規劃提升社會綜合治理水平，疏導社會結構痼疾，穩妥設置刑罰門檻，降低犯罪率，從源頭上降低入監人員數量。但美國政府卻并沒有采取這種系統治理的思維。他們認為，既然政府監獄人滿為患，那就建造更多監獄來容納大大超出容量的囚犯。但是，讓公眾同意為此增加稅收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提出，要么將一些未能充分改造的犯人提前釋放，要么聯系私營企業，將關押業務外包，以解決政府監獄人滿為患的困境。由此，政府出面將私營企業引入監獄經營領域，那些商業嗅覺發達、經營頭腦靈活的“企業家”便獲得了從監獄經營中獲利的機會和渠道。

　　目前，美國擁有全世界最高的監獄關押人數（2020年關押率為7.25‰），已經表明其在社會治理方面出現了嚴重問題，尤其是一些社會危害性較低的人群被判刑、監禁，政府在社會管理上存在明顯失當。政府借口“嚴厲打擊犯罪”而填滿私營監獄的生產崗位，造成強迫勞動的制度前提，私營監獄則借機擴大生產范圍、延長生產鏈條，靠蒙蔽良心賺取巨額利潤。此種勾結必然導致矯治懲戒低門檻犯罪的初衷無法實現。這種不深入思考、嚴肅面對、有效解決治理問題的模式是典型的行政怠惰和敷衍，而“現代奴隸制”則更是打著莊嚴正義的法律旗號、披著輕易不會被人識破的司法外衣，堂而皇之地在世人面前行走。

　　　官商勾結是私營監獄得以存在的核心機理

　　美國監獄私營化背后隱藏著令人細思極恐的動機。在運行機制上，政府與企業聯合，政府通過設立罪名、降低刑罰門檻，采用推動政治—社會刑事機制變化的方式完成“監禁大甩賣”，向私營監獄提供大量強迫勞動者。私營監獄在得到這些廉價勞動力后便開始大肆盤剝，在勞動密集行業強迫犯人從事高強度勞動以獲得高額利潤。由此，私營監獄在美國已成為繁榮產業，大型私營監獄不僅涉足和經營多種產業，而且掛牌上市；不僅在很多州連鎖經營，而且將業務拓展到海外。

　　在私營監獄介入司法之后，政府以減輕國家負擔的名義對監獄私營化作出了回應。例如，1994年通過的《暴力犯罪控制和執法法》為私營監獄提供了激勵，資助私營企業建設更多監獄。在私營監獄投入運營之后，其擁有者和運營者為了獲得經濟效益，針對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開展游說，使他們通過修改法律、移民政策和執法方式等辦法，保證非暴力犯罪的入獄率。“9·11”事件后，美國政府開展的以反恐、維護社會安全為名目的“美國堡壘”行動，導致諸多穆斯林族裔遭受監禁。同時，美國政府開展的以禁毒、打擊非法移民為目標的行動也導致拉丁裔族群監禁率飆升。美國政府的這些行動都得到私營監獄公司的全力支持。美國政府采取刑事司法政策中的強制性最低刑期、刑事司法系統中的量刑授權等手段造成了少數族裔的高監禁率。而這些司法的盲區、弊病，以及社會治理的盲動、錯亂，則給私營監獄公司帶來了巨大商機和高額利潤。

　　私營監獄以企業的方式運行，其運營模式與政府監獄有著很大不同。企業的第一目標是經濟效益，即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它們一方面從政府獲得撥款，另一方面強迫被監禁者從事高強度、長時間、低報酬的勞動。其內外監管極為粗疏，監獄生活質量低下，甚至連服刑人員的基本生活需求都難以滿足。被關押在私營監獄里的服刑人員動輒得咎，被延長刑期，使得私營監獄的生產鏈條得以繼續延展，從而保證了其生產的可持續性。

　　每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遇到一些棘手的問題。一個良治善治的政府應當不斷反思治理理念，實事求是地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和維護人民權益和社會公正。如果國家沒有找到有效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能對層出不窮的問題充分檢討、反復自省，而是掩耳盜鈴，自詡為“全球治理的典范”，那可能就不是治理能力的問題，而是在政治制度上出現了根本偏差。

　　美國的私營監獄體系以官商聯動、政企勾結的方式造就了“現代奴隸制”的美國版本。他們非但不知羞恥，反而在國際社會充當人權旗手、自我標榜為“民主楷模”，動輒對他國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甚至施加壓力、干涉內政、顛覆政府。這種言行不一、對人對己的“雙標”態度，不僅在美國政治史上留下了斑斑污跡，更給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帶來了無窮禍端和重重悲劇。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01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