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頤

　　天生會說故事的人，自己也是有故事的人。

　　80歲，人生的暮年，楊本芬開始說故事。我不想稱楊奶奶為作家，“作家”這個稱號對她并不合適，她更像是本雅明所說的“說故事的人”。

　　說故事的人，生在民間、活在民間，通常是年紀挺大的老人，老爺爺、老奶奶，在長長的一生里，看過很多的人、經過很多的事。山河變色，歲月改顏，大歷史像大江大河“嘩啦啦”地流過，他們就是河岸邊的小草，默默地、使勁地抓住腳下的一點土壤，避免被河流卷走，在時間里葳蕤生長，某時某刻，借著風聲，傳遞一點信息，聽見的人都懂得。

　　說故事的語言就是民間的語言，故事里的事都是民間的事。從《秋園》《浮木》到《我本芬芳》，說的是些什么事情？無非就是，一個人、一個女人、一些女人，怎么活，在這亂紛紛的世道上，她、她們，怎么像一株草、一株野草，堅韌地，也靈活地，適應環境而生存。

　　《秋園》說的是楊本芬媽媽的故事，《浮木》是《秋園》的補記，《我本芬芳》呢？

　　一個叫惠才的女人，嫁給了一個叫呂的男人，生了三個孩子，就這樣，過完了一生。作為故事的梗概，這句話就足夠總結了。當然，作為一個完整豐滿的故事，需要更多的細節，惠才為什么嫁給呂，他倆感情好不好，日常生活是怎樣的，還有，別人的生活是怎樣的……

　　這個故事的重要前提是“家庭出身”。惠才與呂的家庭出身都不好，在20世紀60年代，這是一個非常要命的問題。惠才與呂的相識，就起于這種同病相憐的情境，互生好感。接著，也是因為家庭出身問題，離中專畢業還差兩個月，惠才被下放了。這個時候，惠才無法多思量，只得匆忙嫁給了剛剛認識的、答應將來會資助她上學的呂。

　　這是那個年代典型的婚姻。我的媽媽今年75歲，說起過她的婚事。那時候，她就是通過媒人撮合，只與我爸爸匆匆見過一面，因為家里窮，兄弟姐妹太多，媽媽只想當作脫離原生家庭的機會，就這樣答應嫁了。結婚那天，媽媽換了一身新衣，挎了一個包袱，由幾個小姐妹陪著，自己走去我爸爸家。走到中途，下起了雨，為了不弄濕新鞋，媽媽脫掉了鞋子，赤著腳，腳上劃了很多小口子，一路艱難地走向了她將來的新家。

　　從《秋園》《浮木》到《我本芬芳》，楊奶奶說的故事，映鑒了那么多女人的故事。只不過，那么多女人，絕大多數的女人，只是沉默著，不懂得怎么發聲，也沒有那個能力。現在，終于有人，她們中的一個人，開口說起了故事。

　　這些故事就像白開水，靜態而平穩，實在沒有什么大事發生在她們身上啊，所能講的，無非就是，怎么與一個陌生的男人成了夫妻，怎么克服窘迫的心理，漸漸發現婚姻的不如意，也不乏溫情的時刻，一點點的體貼、一點點的恩愛，就仿佛禾苗得到了滋潤。越自尊的女人，越容易在婚姻里耗損自尊。可是，能怎樣呢？就這樣吧，沒有別的更好的活法了……

　　楊奶奶專注于講述她們如何在那樣的年代里專心應對日復一日的衣食住行、世故人情，默然地任大江大河從她們身邊呼嘯而過。她們不知道天下大事，那些離她們太遠太遠，她們更關心的是怎么讓自己、讓家人多吃點、吃好點，她們被動地活著，同時也是實踐力很強地活著，她們的智慧全部用于怎樣用不多的錢搞到一塊好肉，怎樣用不多的肉招待好親戚朋友。讓她們屢屢崩潰的，往往也就是這些“肉”的陡然失去，實則是希望的飛走。

　　日子里不多的亮光與隨即又覆蓋的沉郁底色，是她們生活的常態。而這些故事并不灰暗，只是淡然，仿佛看透了世事滄桑，無法主動地選擇，那就被動地接受。鄉親鄰人的關照，不乏溫暖，平和善良地相互拉一把。人心受到創傷，或者覺得自己被遺棄了，想要放棄的時候，也總會有一些幽微的光升了起來，安撫了、暫且愈合了處處漏洞的心靈。

　　楊奶奶說的故事，是一種完全女性主義的視角。它們并不一定就是生活的全貌。就像在《我本芬芳》里，我們聽著惠才說她的心事，可是，呂是怎樣的人、呂怎樣想的，只能通過惠才的描述來呈現：呂作為醫生收入不錯，呂為惠才、為這個家庭所付出的努力，他在忙碌的工作與繁瑣的家庭事務之間的平衡，以及對親戚關系的處理……呂不是壞男人，從書中的描述來看，他只是對妻子關心不夠，有些冷漠，不諳實務，好面子，經濟上不會計算，大手大腳亂花錢，這些都不是大毛病，但是在夫妻生活里很容易引起矛盾。惠才是敏感、自尊心很強、對情感要求比較高的女性，呂難以滿足她的需求。惠才與呂的婚姻，最大的錯誤，是不合適，是一種錯位，一輩子都沒有得到糾正。

　　故事的女性視角，可能讓讀者沉浸在女性的情感認知里。但是，對于故事里邊緣位置的男性來說，那并不公平。尾聲，81歲的惠才問88歲的呂：“如果有下輩子，你還愿意和我在一起嗎？”呂搖了搖頭。惠才又問了一次，呂還是搖頭。這個結局，那么真實。（林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