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建臻（揚州大學教授）

　　焦循字理堂，晚年以“行百里半九十”之意，自號里堂。他終生未入仕途，潛心學術研究，撰有數十種著述。僅從文獻角度看，就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焦循的著述，清代曾兩次結集刊刻。第一次為道光六年（1826）家刻本《焦氏叢書》，在盡力刻峻《易學三書》四十卷與《孟子正義》三十卷之外，包括此前所刻七種：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群經宮室圖》，嘉慶四年（1799）刻《里堂學算記》十六卷，嘉慶十三年（1808）刻《北湖小志》六卷，道光六年（1826）刻《易話》《易廣記》和《六經補疏》共二十五卷，道光八年（1828）刻《禹貢鄭注釋》二卷，合計總收二十一部刻本；第二次為光緒二年（1876）衡陽魏綸先補刻《焦氏遺書》本，多《李翁醫記》而收書二十二部。此外，隨著焦循學術影響的不斷擴大，其書陸續被刻者還有十五部，如道光四年（1824）阮元刻《文選樓叢書》本《雕菰集》，光緒間吳丙湘《傳硯齋叢書》刻本《邗記》，還有李盛鐸校刻《木犀軒叢書》本《論語通釋》，以及1917年武進董康誦芬室《讀曲叢刊》刻本《劇說》等。2012年起，江蘇鳳凰出版社陸續出版了《焦循著作集》。2018年，廣陵書社出版《焦循全集》，收錄焦循所著三十七部刻本。

　　焦循著述遍涉經、史、子、集，在經學、史學、文學、數學、醫學諸方面取得不凡學術成就，也因此被稱為“通儒”。其文獻價值同樣不可小覷。譬如，《北湖小志》由“理葺舊聞”之“文”和“搜訪遺籍”之“獻”編著而成，《劇說》凝集著漢、唐以來百余部典籍的戲曲史料，《李翁醫記》存有名醫李炳的醫案資料。從《孟子正義》更能清楚看到這點：一是注釋，沿用唐代注經宗一家之注的路徑，在清代首次就趙岐《孟子注疏》予以疏證，梁啟超《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有“清儒諸經新疏中為最佳本”之贊譽；二是考證，突破“疏不破注”之成法，若趙注“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孟子正義·篇敘》），體現實事求是的學術旨趣；三是編纂，精心選出清初以來釋解《孟子》及趙注的六十四家代表性研究成果，先編成《長編》十四帙，后據之而著成此書。在撰寫過程中，制訂詳細計劃，雖然足病日劇，甚至徹夜疼痛難眠，仍“逐日稽省”（《先府君事略》），嚴格依規劃寫作，臨逝前終成此書。若以《孟子正義》屬耗盡焦循心血之作，當非虛言。更重要的是，焦循文獻編纂的成功經驗產生深遠影響，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劉寶楠《論語正義》和孫詒讓《周禮正義》均仿效其法而著成。

　　焦循的不少著述，一直未能刊刻，仍屬稿本或抄本。兩百余年來，因多種原因，亡逸的稿抄本竟然有數十部，既有《三禮物名釋》《論語地里考》等經學著述，又有《揚州篤行錄》《北湖焦氏家乘》等史學書籍，還有《詩錄》《雕菰樓詞》等文學作品，亦有《里堂說醫》《種痘書》等醫學論著。幸運的是，完整存留至今者仍有二十二部之多，也一并收錄在《焦循全集》之中。如經部的《毛詩地理釋》《三禮便蒙》《論語通釋》，史部的《理堂日記》《注易日記》和《撰孟子正義日課記》，子部的《里堂家訓》《開方通釋》和《乘方釋例》，集部的《雕菰續集》《理堂詩集》和《易余集》等。

　　這些稿抄本，很多被典藏地視作善本，除本身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以外，對研究焦循學術大有裨益。通過《毛詩地理釋》能洞察焦循“《詩》與《春秋》表里”的治《詩》學說，從《注易日記》敘述修改、刊刻《易學三書》及卷末細列其著則能更好了解焦循的學術歷程等。何況，探究諸多稿抄本的內容，可全面認識焦循的文獻學成就。就其要者而言，作為焦循學術生涯的首部著作，據《爾雅》以釋《詩》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集中體現著焦循校勘學等方面的學術成就；釋地又釋人的《毛詩地理釋》為其考證力作；《吳氏本草》輯錄藥物一百七十二種，是焦循關于醫學特別是輯佚學的重要著述。

　　需要說明的是，稿抄本中存在托偽之書。有的作偽痕跡明顯，記述焦循故后之事即屬顯著證據。譬如，國家圖書館藏題為焦循著、焦廷琥手錄的《里堂書品》，記有焦循物故多年后阮元謚號“文達”之事；上海圖書館藏《里堂札錄》多述道光年間事，而焦循卒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南京圖書館藏《磚塔銘題跋》，言及道光十九年（1839）在南萬柳堂與汪中等人共賞塔銘等。這些稿抄文獻，實與焦循無關，應予辨偽而剔除。

　　抄書是古人治學的重要路徑之一，焦循同樣如此。除《雕菰集》所載抄錄王巖《異香集》、陳霆發《何有軒文集》和張符驤《依歸草》等書以外，更多為摘錄，既為焦循的閱讀習慣，經年累月而集腋成裘，又成為焦循著述的重要組成部分。如閱讀漢魏以降兩千余年間說《易》“有獨得者則筆之于策”的《易廣記》，成為焦循易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摘錄入清以來萬斯同、胡渭、王鳴盛等四十一家五十七種關涉《尚書》二十八篇精見的《書義叢抄》，惜已殘缺，仍可從中窺焦循治《書》之特點；從兩千余篇關涉揚州之文中精抄毛奇齡、王士禎、錢大昕等名作三百篇的《揚州足征錄》，劉師培《左盦外集》卷十一《編輯鄉土志序例·文學志》稱之為“以文傳事”的范例。

　　況且，焦循所抄之文，文獻價值也不可小視。從數經刪并仍達四十卷的《里堂道聽錄》一書可見一斑。第一，所錄三百八十九篇之首，幾乎篇有題識，多具目錄提要之效。或溯源由，如卷五《天地真音》的“諸公因屬襲參發其凡，襲參依題作辨”等；或記內容，如卷七《劉貞女》的“內有《與劉臺拱書》”等；或明版本，如卷九記述惠士奇《大學說》“嘉慶三年上海彭純甫刻”版等；或述刊刻，如卷三十六《經義述聞》錄嘉慶十一年（1806）秋該書“增刻一倍”等；或辨類目，如卷十四《艾言》的“儒家者流也”等；或明宗旨，如卷二十八《古無去聲》總結段玉裁《六書音韻表》“最新者謂古無去聲”等。第二，保存大量文獻資料。一方面保存檔案資料，如卷二十九《王鳴珂》所陳剿滅蔡牽之策、卷三十一《祿賴》對安南海盜“范光喜口供”的記述等，是研究清中葉擊破安南海盜的第一手可靠資料，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刻的《雷塘庵主弟子記》已然詳加稱引；另一方面，保存已佚之文。如卷十《楊王孫釜鬷》所錄汪萊《漢釜鬷歌》，《汪萊年譜》只字未提；卷三十六《鏡銘》記述江藩“買一舊鏡”之銘文，在江藩著述中難尋蹤影；卷三十九王懋竑撰《劉以任傳》，亦不載于《白田草堂集》之中。凡此稀見甚至已佚的史料，都是研究清代歷史文化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