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結果在京揭曉，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入選，這也是安徽省繼2009年固鎮垓下大汶口遺址之后，12年來再度入選的考古項目。

　　2015年以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故宮博物院、山東大學等單位對明中都遺址展開精心、持續的考古發掘工作，逐步厘清了明中都遺址中軸線的建筑布局、各單體建筑的規模、形制，探尋到其建造工藝、次序、用材等重要信息。經國內權威專家集體研判，明中都是研究我國都城制度傳承發展演變的理想模型，其發掘成果為我國古代都城制度由宋元向明清轉變補充了關鍵環節的考古新材料。

　　雖被罷建，但城市輪廓已然形成

　　安徽鳳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這里矗立著一座未曾啟用過的都城——明中都城。

　　明中都遺址位于安徽省鳳陽縣，緊臨淮河南岸。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詔在自己的家鄉臨濠建造中都。洪武八年，在“功將完成”時又以“勞費”為由，罷建中都，隨后對南京進行大規模改造，并在洪武十一年確定了南京的“京師”地位。

　　明中都雖然未曾成為真正的都城，但罷建時城市輪廓已然形成，城垣、宮殿、壇廟、鐘鼓樓、軍事衛所、公侯宅第等多數遺址留存至今，與水系路網和建城時開設的窯址、石料廠等工程遺存共同構成了龐大的明中都遺址群。

　　據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明中都考古項目負責人王志介紹，在龐大的明中都遺址群中，保存最好的是宮城和禁垣。宮城還保存有午門、西華門城臺和1100余米的城墻。明中都宮城于1982年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7年，被公布為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從2013年開始，以明中都皇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為契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訂了《明中都遺址考古工作計劃》，并與故宮博物院、山東大學等單位合作，開展了連續的考古工作。

　　遺存豐富，彰顯都城考古重大價值

　　經過周密調查、勘探與發掘，考古工作者基本掌握了明中都遺址宮城及禁垣內大部分區域的地下遺存分布情況，特別是對于明中都中軸線、城門、城墻以及水系、路網等都城建筑設施的規制、布局取得了一系列新認識。據了解，明中都有三重城垣，內為宮城，面積約84萬平方米；次為禁垣，面積約3.8平方公里；外為郭城，面積約50平方公里?？脊湃藛T通過發掘承天門、外金水橋、宮殿基址以及清理午門門洞，推進了對明中都中軸線的認識。

　　2021年，考古工作者對明中都遺址中的涂山門遺址以及前朝區宮殿基址展開考古發掘，又獲得了一系列重要收獲。據王志介紹，作為明中都外郭城西墻的唯一城門，涂山門也是明中都外郭城中保存最好、城門形制辨識度相對最高的一處門址。

　　從2015年起，考古工作者持續對前朝區的宮殿基址進行考古發掘，截至2021年，宮殿基址累計發掘面積約9600余平方米。在近期發掘中，考古人員在前殿中后部位發現一處黃土臺，其正處于宮城內的幾何中心點，從斷面和勘探確認其早于周邊夯土建造。據分析，該位置應是殿址內龍椅寶座安放的位置，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與都城的規劃、選址理念緊密相關。

　　明中都是明清時代第一座真正體現京師之制的都城。其規劃受到了明初營建的“吳王新宮”（南京明故宮前身）的一定影響，但反過來更深刻地影響了之后南京宮城的改造和北京都城建設。明代南北二京的城門形制、宮院設置、左祖右社等對稱布局、內外金水河制度等均受到明中都的深刻影響，并深入地影響到了各城市明代王府及陵寢的規劃。

　　明中都近年來的考古發掘與發現還填補了我國古代都城制度研究的多項學術空白。王志具體解釋，明中都承天門遺址“明三暗五”的門道布局填補了我國古代都城第二道城門從“三門道”最終轉變為“五門道”演變過程的過渡環節，是北京“天安門”五門道的雛形；明中都宮城內黃土中心點的發現，在都城發掘中也極為罕見。發掘中發現的巨型覆盆式石礎，石料邊長近2.8米，礎面邊長2.5米至2.6米，覆盆直徑達1.8米，其體量為目前所見中國古代宮殿建筑石礎之最。

　　理想模型，都城發展承前啟后的集大成者

　　在今年3月中旬舉行的“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2021年考古新發現專家研討會”上，與會專家普遍認為，由于明中都在基本建成后沒有投入使用，它的一次性布局高度反映了當時建設者的原始設計、規劃理念，是都城遺址研究中難得的“理想城”模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王巍認為，明中都是中國古代都城發展承前啟后的集大成者，特別是在前殿中后部發現的黃土臺反映了明中都對“擇中建都”這一理念的延續繼承，他建議后續考古工作應對明中都“擇中建都”理念的發展進行著重探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劉慶柱表示，都城考古是探求國家文化基因傳承與定型的重要途徑，其中關于“中軸線”“宮城正門”等關鍵學術問題的探討，是解釋中國5000年文明不斷裂原因的重大課題。明中都的中軸線規制沿襲自宋代都城，并深刻影響了明清北京城，明中都對研究中國進入中古時期以后的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漢唐研究室主任董新林說，明中都上承宋元下啟明清北京城，在元大都、明南京和明清北京城無法實施大規模考古發掘的情況下，其考古發現成為研究明代都城規劃理念和形制布局的一個關鍵點，對于研究近古以來宮城制度的發展演變具有特殊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