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關注·俄烏局勢學者談】

　　作者：韋進深（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研究員、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俄烏沖突已持續兩個多月，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破壞性后果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盡管拜登政府表態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向烏克蘭派兵，不打算直接武力干預俄烏沖突，但美國一面對烏克蘭提供情報支持和軍事援助，一面對俄羅斯加碼制裁，事實上對俄烏局勢和雙方（尤其是烏克蘭）的立場和態度產生了關鍵性影響，在俄烏局勢朝向長期性和復雜化發展中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

　　蘇聯解體后，烏克蘭在歐洲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隨著北約和歐盟的“雙東擴”，烏克蘭成為美西方與俄羅斯戰略對抗的焦點地區。2013年底，烏克蘭爆發第二次顏色革命，俄烏關系驟然緊張。從根本上講，俄烏沖突是第二次顏色革命以來烏克蘭問題的延續與轉化，是烏克蘭問題在烏克蘭國內、烏俄雙邊、歐洲地區和全球四個層面發展演化的結果，而美國在這四個層面上均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策劃顏色革命，挑動烏民族主義情緒

　　進入21世紀，在美國的操縱與支持下，東歐、中亞、非洲、中東等地區的許多國家上演了多場顏色革命。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這種以政權更迭為目標的“街頭革命”最終帶來的是政局動蕩和民生凋敝，“美式民主”之害可見一斑。

　　1991年獨立以來，烏克蘭在西方與俄羅斯之間并未選邊站隊，采取了較為均衡的外交政策。但彼時烏克蘭的外交政策并不符合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戰略利益。2004年，烏克蘭總統大選之后，烏克蘭全國發生一系列抗議和政治事件，西方媒體將其稱為“橙色革命”，美國則趁機插手烏克蘭內部事務，受美國政府資助的美國民主基金會、美國國際開發署、“自由之家”等機構和組織向抗議活動提供資金和培訓，烏克蘭國內地區、族群之間嚴重對立，埋下了問題的隱患。

　　2013年底，烏克蘭再次爆發“廣場革命”，親西方的反對派發起反對時任總統亞努科維奇的抗議游行，沖擊烏克蘭總統府等機構。美國是“廣場革命”的積極支持者，時任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和時任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等要員直接前往獨立廣場，對反對派表達支持，最終親西方政府在烏克蘭掌權。一年后，時任美國副總統拜登親率代表團，參加“廣場革命”一周年的慶祝活動。

　　然而，激情褪去、幻想破滅之后，人們發現，顏色革命期間的口號與承諾并沒有得到兌現，烏克蘭民眾所期望的經濟發展也已落空。相反，在極端民族主義和激進民主思想的影響下，政局動蕩、社會失序和經濟凋敝成為烏克蘭最突出的現象，國家分裂的風險日益增長。追溯問題的源頭，不難發現美國政府推進的所謂“民主進程”挑動了烏克蘭的民族主義情緒，對烏克蘭的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了不可逆的影響。

　　挑起對抗，催惡烏俄雙邊關系

　　從民族和歷史上看，烏克蘭與俄羅斯雙邊關系源遠流長，盤根錯節，極其復雜。蘇聯解體后，烏克蘭民族主義意識的覺醒和發展導致了烏俄關系的持續緊張。隨著克里米亞危機的爆發，這種緊張關系徹底激化。烏俄交惡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沖突的演變過程看，美國的挑唆和煽風點火，無疑是烏俄雙邊關系持續惡化的“催化劑”。

　　冷戰結束后，美國仍然秉持冷戰思維，在對外戰略中將俄羅斯視為重要戰略對手，肆意挑起意識形態對立，美俄關系不斷惡化。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國不僅沒有擔負起勸和促談的國際責任，反而將烏克蘭問題視為對俄羅斯的一種“牽制”，把烏克蘭一步步推向美俄對抗博弈的前沿，也將歐洲國家綁上自己的霸權戰車。

　　2014年以后，美國加大了對烏克蘭的資金和軍事援助，不僅向烏克蘭提供武器、設備和相關培訓，而且與烏克蘭定期舉行聯合演習。俄烏沖突發生前，美國在美俄第三輪戰略穩定對話上，拒絕了俄羅斯提出的禁止北約東擴并將其法律化的提議。

　　俄烏沖突發生后，美國雖未直接參與有關軍事行動，但一方面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信息科技霸權和國際話語優勢，在國際輿論上對俄羅斯進行全方位圍剿。此外，美國操控國際輿論，“引導”其他國家選邊站隊，對俄羅斯社交媒體進行封殺或限制，對俄網站進行攻擊。美西方輿論編造虛假信息引導國際輿論，反復渲染、制造俄羅斯“入侵”的“共識”，煽動烏克蘭對俄仇恨情緒，渲染戰爭恐懼，挑起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憤怒情緒。4月27日，美國務卿布林肯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聲稱，美國決心為烏克蘭提供他們所需的東西，同時表示，是否將與俄羅斯的沖突擴大到本國邊界之外，“由烏克蘭決定”。

　　　把控歐洲安全秩序，無視他國安全訴求

　　俄烏沖突凸顯了當前歐洲安全機制的局限和挑戰。北約、歐盟和歐安組織等歐洲主要安全機制在實踐中不能解決烏克蘭內部的分離主義問題，其安全治理的有效性受到質疑。俄烏矛盾的激化和沖突，與冷戰結束后歐洲地區安全治理長期無視或忽視俄羅斯的安全關切有密切關系。作為冷戰的遺產，美國主導的北約絲毫不顧俄羅斯的安全關切，持續推進東擴，直抵俄羅斯的邊界。

　　2019年2月7日，烏克蘭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把加入歐盟和北約作為國家基本方針寫入憲法，俄羅斯的戰略焦慮和威脅認知增強，普京稱“所謂的地緣政治紅利，對俄而言卻是生與死的問題”。今年1月10日至13日，俄羅斯與美歐在4天內舉行了三場對話談判，但因分歧“難以彌合”導致無果而終。這表明，美西方主導下的歐洲安全機制，由于選擇無視俄羅斯的合理安全關切，執意謀求吸納烏克蘭加入北約，不僅未能對局勢的發展演變發揮“降溫”的作用，相反引發了俄羅斯的強烈反應，事實上對俄烏矛盾的激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謀求絕對戰略優勢，挑戰國際秩序

　　美國將冷戰的終結和蘇聯解體視為自己的完全勝利和建立絕對戰略優勢的重要機遇。對于俄羅斯，美國國內始終存在一種“疑俄”“恐俄”“反俄”的強大力量。歷屆美國政府將俄羅斯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在戰略上打壓、經濟上制裁、政治上孤立俄羅斯，美國的種種做法加劇了美俄雙方戰略認知的差異，為兩國關系的發展涂上了一層陰暗的基色。

　　在戰略穩定層面，蘇聯的解體使得美國不愿意受制于冷戰時期的戰略穩定，一心謀求獲得絕對軍事優勢地位，消極應對甚至退出的意愿強烈。2001年12月，美國宣布退出《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對國際軍控與裁軍體系產生了深遠影響。2011年11月底，美俄關于導彈防御的談判宣告破裂。2019年8月，美國正式退出《中導條約》。美國的做法打破了美俄之間的“核平衡”，凸顯了美國謀求絕對戰略優勢、挑戰國際秩序的戰略意圖。

　　全球層面的大國博弈，尤其是美國長期堅持的對俄“遏制”政策，致使烏克蘭問題成為當前美俄矛盾焦點的集中體現。冷戰結束已經30余年，但美國始終抱守冷戰思維，追求所謂的絕對安全，不僅無助于地區的安全和穩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增加了風險和不確定性。

　　可以說，當今國際社會面臨的安全環境，甚至比冷戰時期還要復雜和危險。作為一個大國，美國不僅絲毫沒有擔負起應有的大國責任和義務，相反成為俄烏沖突的幕后推手，推動俄烏沖突向著國際社會不愿意看到的方向發展，嚴重影響地區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這種做法不僅無助于俄烏沖突的解決，反而進一步加重了國際社會的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