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傅菲的散文《元燈長歌》，總使我想起另外一位散文家葦岸。“泥土就在我身旁”的葦岸，以鄉土為對象，用質樸而簡約的文字深情謳歌農業文明，表達著對鄉土精神的眷戀；而傅菲更多時候對鄉村的勘探，勘探地域文化、勘探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型時的鄉村現狀、勘探鄉村的生態倫理，他把鄉村當作眺望這個世界的視角，渴望與之建立起特定的聯系。

　　傅菲說：“我血液的上游，是一條河流的出生地。它是我觀看、審視這個世界的坐標原點。”

　　某種意義上，傅菲始終還是個農人。他在尋找著土地的另一種未來：當傳統鄉村漸行漸遠，在新時代鄉村振興大背景下，故鄉是否能成為我們精神的原鄉？傅菲給出了答案：

　　“我的雙腳深深陷入土地，我的根須在土地下交錯。我知道一粒谷種通往大米所走過的隱秘之路，正如一個家族枝開葉散。我和土地上的人血脈相連。土地是他們的證詞，也是我的證詞。”

　　或許，在傅菲看來，只有和土地建立隱秘聯系的人，才能真正發現土地的未來。

　　一盞永不熄滅的故鄉之燈

　　元燈是淵源、希望之燈，也是初始之燈；它是起點，也是終點。

　　元燈的故事是從死亡講起的。弟弟的暴斃、妻子染疫而死、父親故去……一系列慘痛事件拉開了大時代一位“紈绔子弟”的人生序幕。這個“紈绔子弟”叫傅元燈，他是傅菲的公（祖父）。當傅菲的太公傅文標用“元燈”這個詞來命名他兒子時，寓意不言自明。

　　“我還是十幾歲，公常常對我說：什么都可以丟，人不可以丟，什么都留不下，人要一代代留下去。”

　　坎坷的命運并沒有擊垮這位年輕人，他沒有向命運低頭，而是用不屈來抵抗著時代的洪流，一如余華《活著》里的那位“老福貴”。而后便有了姜桂生、姜荷榮等人的故事登場——

　　“姜村的姜桂生是一沒落的大戶之家，其妻月娥于晌午時分產下女嬰。這是桂生的頭胎孩子。女嬰肥嘟嘟，面容肥闊皎白，啼聲洪亮。”“姜氏家族有祠堂，有私塾。荷榮八歲讀私塾，讀了三年。十六歲，荷榮已出落得如荷花盛放，說親的人絡繹不絕……”

　　姜荷榮是傅元燈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傅菲的嫲（祖母）。因丈夫意外離世，她改嫁到了傅家：

　　“1932年，姜荷榮自己挑著籮筐，顛著小腳，來到傅家。1935年秋天，土干氣燥，荷榮生下一子，命中帶土，兵荒馬亂之年，取名土生。”

　　大概是“同病相憐”的緣故，傅姜二人就這樣在楓林村抱團取暖過上了新生活。“2007年，是我公和我嫲的百年誕辰，家族有了大聚會。我公門下的血脈，百余人……”

　　隨著時代的變遷、演進，傅元燈終于實現了當初的承諾——“人要一代代留下去。”而他們散落在歷史塵煙里的往事，成了這座村莊里永不熄滅的燈，照亮著后人。“公嫲的墓地，在夏家墓的一個矮山岡上。公落棺之后，我再也沒去過。但每年清明，我都要回楓林。我站在門口，遠遠地看那個荒草茂密的山岡。橢圓形的盆地，山岡貼著人煙，黑黛色的古城山像一堵高墻。太陽從山頂跳出來……元燈：淵源、希望之燈、初始之燈。我到了五十歲，才理解了這個名詞。把它作為一個人的名字，是世間最好的名字了。我活在這盞燈下，如魚活在饒北河里。”

　　那些消失的故鄉人

　　傅菲不是一個簡單的觀察者或親歷者，他是楓林村的一分子，筆觸所至，都自帶溫度——

　　“嚴春快六十歲了才第一次吃上櫻桃。在種下櫻桃之前，他還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櫻桃的水果。櫻桃甜中帶酸，汁液豐沛，他愛吃。”

　　“墨離這個人，似乎從來不曾存在過，只有他的父母偶爾會想起，那個癡癡呆呆的兒子，去了哪里？是不是還活著？直到他的父母離世，也沒再看過這個兒子。”

　　他以“在場者”身份呈現著自己所見所聞，如拍紀錄片一般，還原著故鄉里的那些手藝人、重癥患者、鰥夫、離異者、嗜賭者、嗜酒者、創業者以及退伍軍人的故事。他們不再被標簽化，而是成為生活在我們身邊活生生的“人”。傅菲通過他們與足下的土地建立起了血脈聯系——

　　“我專注于著墨盆地人民的生存狀態、內心困厄、精神風貌、時代變遷，以村志的形式，為河流立傳，為大地塑像，為人民刻神……寫他們與土地生死相依的高貴情感，寫他們與命運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謳歌人性之美、勞動之美、倫理之美、生活之美、時代之美。”

　　在楓林村，傅菲是用赤子的情懷來書寫這個村莊所發生的一切，追尋著生命存在的永恒困境。他在記錄這些生命形態的同時，也目睹著他們的消逝。

　　散文集《元燈長歌》如同一部真實的社會紀錄片，向我們展示著一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中的真實村莊現狀：這里有貧窮、荒老和生存的掙扎；這里也有勤勞、狹隘和友善相伴。無論是遠赴北京的林采薇，還是與村莊相羈絆的阿蘿抑或是早已離世的小嫲……他們和腳下土地共同構筑起這個村莊的全部，成為村莊記憶的一部分。

　　元燈長歌，一部消失的泥土之歌，一部走向未來的大地之歌。（作者：黃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