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馗（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戲曲學會會長）

　　在贛南采茶戲《一個人的長征》劇終時，主人公騾子擦干眼淚，戴上邱排長留下的軍帽，哼唱著采茶戲《睄妹子》中舊曲所填的新詞，堅定地走向前方的紅軍隊伍。劇作家盛和煜在劇本此處有一句提示：“驀然，他輕聲的哼唱變成激昂、震撼的交響樂！紅旗招展，麗日當空，似有千萬個騾子、邱明亮、花姑、古玉潔在紅旗指引下，奔向前方。”這“千萬個”的定語，正與劇名標定的“一個人”彼此呼應，展現了劇作所要傳達的文學想象空間。導演張曼君用騾子走向紅軍群體形象的場面設置，大氣磅礴地在舞臺上塑造了革命戰爭年代中人民大眾跟隨紅軍融入革命的文化意象，完成了從文學向舞臺的藝術創造。

　　從“一個人”到“千萬個”的轉化，從《睄妹子》的一支愛情曲調到革命新詞“交響樂”的升華，是從藝術典型到歷史真實的擴容。劇作通過騾子這樣的一個普通個體，通過他在紛亂的戰爭局面中接近紅軍、走進紅軍、理解紅軍、跟隨紅軍，將藝術塑造的“騾子”延展成了見證并參與著中國革命進程的“人民”群體，這是用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美學理想，對紅色題材的一次重要創新。

　　長期以來的戲曲現代戲創作，不乏對于“人民”濃墨重彩的書寫，通過不同社會群體和具體的“人民”個體，展示他們的思想、觀念和情感，表達人民與時代、英雄、國家和黨的深度依存關系。這樣的戲曲創作，更多地秉持著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以嚴肅的歷史真實性張揚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形成依托百年中國發展歷史、獨具時代特色的戲曲敘事形態。革命題材已經在思想表達、題材選擇、形象塑造、風格審美等諸多方面，拓展出多元豐富、更加成熟的藝術形式和內容，由此有機地成為歷史題材的重要組成部分。

　　贛南采茶戲《一個人的長征》別出機杼地將敘事主體定位到騾子這個普通人身上，將宏大的“長征”敘事折向人民大眾。騾子不是紅軍，不是黨員，在“長征”這個民族革命史詩的創造過程中，他只是蕓蕓大眾中一個無意識的局外人。他之所以被卷進長征的最初緣起，只是因為他的騾子給蘇區紅軍馱鹽，他只想拿回自己的“工錢”，但是面對尤老板的欺騙、面對鄉聯防隊長王火彪的誣陷，以及由此在生活中出現的湘軍、粵軍、黔軍等等強悍的外部力量帶來的生命威脅，他逐漸地從個人的生活理想中看到了身處世間的光怪陸離，也用他質樸的生活立場來分辨著集結在他周圍的這些群體。

　　騾子是典型的“一根筋”，乍看似乎“腦殼有毛病”，他本來可以按照紅軍二號首長的解決方案，牽走自己的騾子，同時拿上二十塊工錢回家。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行，這樣你不虧大了嗎”，由此主動提出“拉活換工”，并且答應要把運輸隊的鐵皮箱親自交給二號首長。他的這種誠信、守諾的處世態度，來自世代生存的環境，來自世代遵循的道德操守，更來自二號首長和紅軍在面對他被坑騙后表現出的寬容、理解和信義。正是在這種共有的文化傳統基礎上，騾子在歷經諸般磨難時，始終堅持著他與二號首長、與紅軍達成的承諾，并且在大是大非、大生大死之際，面對以生命來護衛他的邱排長，由衷地道出“我就搞不懂，這世界上怎么會有紅軍，有你這樣的人”，從他最初“只聽說紅軍講信義”，到他與邱排長切身的生死與共、患難相隨，動情地說出“我要做一個像你一樣的人，像你一樣戰斗生活”。

　　劇作的精妙之處在于，除了邱排長這“一個人”外，基本沒有對紅軍進行過多的鋪陳，而是通過騾子與身邊日常群體的交往，來展現特殊年代中的世俗生活常態。古小姐充滿詩意理想和革命憧憬的這“一個人”，花姑帶著農民淳樸道德和美好人性的這“一個人”，甚至王火彪充斥貪婪物欲和殘暴狠毒的這“一個人”，都以極具意象化的個體抽繹，展示出他們各自依存的社會群體屬性。正是在單獨意象的關系推進中，劇作通過騾子的眼睛和心靈，去充分地辨別“紅軍”這支獨特隊伍的正義；通過他的行走、他的追隨，來理解革命中的信仰與犧牲，理解偉大精神的感召力量；通過他的誠信、他的執著，來表達“人民”的精神在苦難洗禮后的升華與堅定。

　　這樣的“一個人”對于“長征”的辨別與認同，集中體現了現代中國革命最大多數群體的思想抉擇，高度濃縮了“人民”的意象內涵，也呈現出了“長征”作為人民史詩的文化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