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柏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國家治理學院教授）

　　社會誠信關聯基層治理，有其制度基礎。在更廣泛和宏觀的層面，關聯社會治理是社會誠信的中國特色。無論在理念還是制度上，社會信用體系都與社會治理緊密關聯。在理念上，中國人所說的“信用”，是指人們在經濟、社會交往中形成的信任，它既存在于經濟活動中，也存在于社會活動中。在制度上，中國社會信用體系包括四個重點領域：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不是西方國家“主要圍繞著經濟交易和金融活動展開的信用交易風險管理體系”，而是“一個包含經濟交易信用體系和社會誠信體系在內的廣義的社會信用體系”。

　　在西方國家，社會信用制度大多集中于消費信用

　　西方國家社會信用體系偏重消費信用領域，主要以解決商業失信、金融失信為目的，圍繞市場經濟展開。以美國為例，個人信用信息范圍較為狹窄，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消費者的身份識別信息；二是信用行為方面的信息，主要包括貸款、信用卡使用等信息；三是公共信息記錄，包括欠稅記錄、被追賬記錄、判決記錄、破產記錄等；四是消費者信用報告的查詢記錄，包括消費者自己的主動查詢和授信機構的查詢。信用報告機構是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它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在合法使用目的之下收集、出售信用信息，不必經過信息主體的同意。政府只是從隱私保護和公平競爭的角度出發，在《隱私權法》《平等信用機會法》等法律中規定不能進入信用信息范圍的原則。在此條件下，美國逐漸形成了以消費為中心的信用信息范圍。

　　信用報告機構收集信用信息較為謹慎，例如司法有關的信息，僅收集民事糾紛中與經濟行為相關的一些判決數據記錄，并不收集和存儲犯罪記錄，包括經濟犯罪記錄。在政務領域，美國沒有社會信用制度，但不少行業存在黑名單制度，它由法律授權行政機關公開設立。在國家安全方面，有簽證黑名單、海關黑名單、海外資產控制制裁名單等。在公共利益方面，有社會保障黑名單、“惡名市場”黑名單、骯臟果蔬黑名單、食藥監除名名單和進口警示名單等。此外，還有行業禁入黑名單、交易黑名單等。

　　中國社會信用體系范圍廣泛，在市場經濟之外涉及社會治理領域

　　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范圍比西方國家廣泛，社會誠信是其中的重要領域之一。各地的社會信用信息一般包括公共信用信息和市場信用信息。市場信用信息是信用服務機構、行業協會、其他企事業單位和組織，在生產經營和提供服務過程中產生或者獲取的，可用于識別信用主體信用狀況的數據和資料。公共信用信息是國家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公共管理職能的組織及群團組織等，在依法履職、提供服務過程中產生或者獲取的，可用于識別信用主體信用狀況的數據和資料。例如，《湖北省公共信用信息目錄》包括行業篇和屬地篇。行業篇是省行業主管部門以省市縣填報的權力清單為基礎，整理形成的行業信用信息目錄；屬地篇匯編了各市、州、縣區域公共服務領域相關信用信息目錄，涉及水、電、氣、公共交通、電信運營、廣電網絡、城市管理、圖書館和公積金管理等領域。由此可見，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范圍比美國廣泛，在市場經濟之外涉及社會治理領域。

　　我國社會治理比較依賴國家權力的主動介入。同時，我國市場經濟是逐步從計劃經濟環境中脫胎而出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活動的分離不徹底，兩者嵌入程度高，社會成員在其中的活動重疊較多，特別是城鄉基層為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不夠豐裕的“擁擠社會”，經濟活動同時體現為民生問題，與社會治理高度耦合。因此，在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信用信息的收集范圍更加廣泛，除了市場經濟運行信息，還有社會治理環節的信息。相應地，信用信息的功能并不局限于市場經濟領域，還向社會治理領域廣泛擴展，與職業道德、社會道德建設相關聯。在這種背景下，社會誠信機制運用于社會治理創新就有現實可能性。

　　我國必須統籌解決經濟信用和社會誠信問題，建立更廣泛的社會信用體系

　　西方國家的信用體系主要圍繞經濟交易和金融活動展開，其目標是信用交易風險管理。這是因為，西方國家經過數百年的近現代法治建設和社會、經濟建設，各類社會機制較為健全，逐漸形成了深厚的信用文化，社會誠信問題已不凸顯，現階段面臨的主要是經濟信用問題，需要防范信貸過度投放和信用交易風險。市場經濟越發達，信用交易比例越高，金融創新和信貸產品越復雜，信用風險問題就越凸顯，經濟信用體系就越需要完善。因此，完善的法治、發達的市場經濟、深厚的信用文化，共同催生了西方以防范經濟信用風險為中心任務的信用體系。

　　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國市場經濟和法治建設的時間還不長，且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經濟信用風險和社會誠信缺失問題同時存在，兩者都還比較突出，且互相影響、互相轉化。因此，我國必須統籌解決經濟信用和社會誠信問題，客觀上需要采取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方法，建立更廣泛的社會信用體系。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包括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有別于西方國家的“征信體系”，在世界上可謂獨樹一幟，富有中國特色。一方面承繼了“內誠外信”的文化傳統，沒有撇開誠實而單純強調信用；另一方面契合了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面治理的現實需要，而不僅僅著眼于經濟交易和金融活動的信用需要。這構成了與西方國家的鮮明對比，成為社會誠信機制關聯基層治理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