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黎黎（四川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1956年7月，蕾切爾·卡森在完成“海洋三部曲”，但尚未投入寫作《寂靜的春天》的間隙，于《婦女家庭之友》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名為《激發孩童的好奇心》。她在文中以自己和年幼的甥孫羅杰·克里斯蒂在緬因州居所周遭的自然體驗和觀察為主線，向時人傳遞了她的自然教育理念：兒童應以可及的自然為師，以感知自然為徑，以順其自然為念，以敬畏自然為旨。這不啻是一篇寫給生活在二戰結束后的十來年里，浸潤于戰后的樂觀進步、科技至上、城市魅影中的父母們的育兒箴言。1965年，該文在增加一些圖片的基礎上，作為卡森的遺著出版，名為《驚奇之心》（又譯《萬物皆奇跡》），在世界范圍內廣為傳播，流傳至今。

　　卡森的自然教育理念師承有來，除了深受梭羅、施韋澤等人的影響外，其孩提時代的一段教育經歷至關重要。卡森出生于1907年，適逢自然學習運動在美興盛，據卡森的研究者琳達·利爾稱，卡森的母親是該運動的擁躉，深受安娜·博茨福德·科姆斯托克、利伯蒂·貝利等一些自然學習運動推動者的影響。他們認為，孩童應以自然為師。無論湖海林原，還是公園、園圃等人工環境，只要是孩童五感可及之處的自然，都可成為引導孩童學習的“自然之書”。孩童遵循本心去感知自然物，其目的不止于獲得自然知識，更是為了培養孩童對自然的“了解之同情”，增加生活中的樂趣。卡森的母親將這些理念踐行到卡森的童年教育中，影響了她的一生。她畢生熱愛海洋、大自然，偏好自然寫作，長于將晦澀艱深的科學知識傳遞給公眾，警醒世人、振聾發聵。

　　20世紀80年代，隨著兒童史、家庭史研究在西方勃興，部分史學家開始書寫人工環境或自然環境與兒童成長之間的深刻聯結。1989年，美國歷史學者埃利奧特·韋斯特出版《與鄉土共成長：遙遠西部邊疆上的童年》一書，被視作早期探索中的典范之一。與此同時，諸如自然主義教育、城市兒童的游樂場、城市兒童的戶外活動等主題，持續受到西方教育史、城市史學者們的關注。2003年，美國歷史學者伯納德·默根在全球環境史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刊物之一《環境史》雜志上發表《歷史中的兒童與自然》，在評述既有相關成果的基礎上，號召歷史學者們研究兒童與自然“這一重要主題”。2009年，美國環境史學者凱文·C.阿米蒂奇將影響卡森至深的自然學習運動置于進步主義時期自然資源保護運動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研究，著有《自然學習運動：被遺忘的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倫理的普及者》一書。正是以該書及其他相關研究為代表，新一代的環境史學者日益書寫此前極少論及的兒童與自然互動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環境史對兒童與自然互動關系的關注，是多學科分支交叉研究、對話的產物之一。

　　從環境史自身的發展來看，既往研究中并不缺乏兒童的身影。部分研究側重從“身體與環境互動”的視角去探討歷史時期的兒童環境健康問題，如有毒物質引發的兒童惡性腫瘤或身體殘疾、兒童血鉛含量過高引發的重金屬中毒等。研究者們多著墨于環境中的有毒物質及其環境健康風險，就像卡森在《寂靜的春天》里關注化學殺蟲劑及其殘留。21世紀以來，除了延續上述研究路徑外，部分環境史學者從“兒童與自然互動”的視角開展研究。他們聚焦一定歷史時期內面向兒童開展的博物教育、戶外教育或自然教育等活動，如自然學習運動、夏令營等；還關注青少年組織，如童子軍等，開展個案研究。學者們將這些活動或組織植根于不同的時空范疇內，分析階層、性別、族群、經濟、觀念和文化傳統等不同因素織就的網絡如何作用于兒童與自然的關聯。他們更多關注卡森在《驚奇之心》里所書寫的孩童可及的、具備自然要素的自然物，如山林湖海、公園苗圃等。他們關注的核心問題是近現代以降，兒童所處的自然環境發生了何種變化、為何會發生。相應地，不同歷史時期里，兒童與自然間的親疏關系、互動方式是什么樣的，這對兒童產生哪些影響，又如何形塑兒童的自然觀、對待自然的行為，等等。

　　除了學理層面的繼承與開拓外，環境史對兒童與自然互動史的書寫還來自學科本身強烈的現實關懷。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以理查德·洛夫等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教育家等，注意到兒童與自然日疏的現象，洛夫甚至提出“林間最后的小孩”“自然缺失癥”等說法，影響廣泛。該觀點以1964年即蕾切爾·卡森離世當年為分水嶺，認為此前出生于1946-1964年間的一代美國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將土地、河流視為精神家園的一代人”，而在1964年之后出生的人，其童年浸淫在城市、電子產品等諸因子構建的室內環境中，“他們與農村之間家族和文化的聯系正在消失”“孩子們正在去自然化”。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美國，還出現在正在經歷或已經高度城市化的其他國家。它不僅引起了環境教育學界的廣泛關注，也為新一代的環境史學家們所感知到，這促使他們回望近現代的城市化、工業化、科技化等歷程，以探究出現上述變遷的原因及其具體演變過程。

　　不過，環境史學者對兒童與自然互動關系歷史的研究，要比上述相對線性的擔憂復雜得多。2014年，環境史學者帕梅拉·萊尼-克爾貝格出版《童年里的自然：1865年以來美國兒童成長的環境史》。她在書中指出，“環境形塑兒童，有好有壞，反過來，兒童又形塑國家”。意即環境對兒童的影響復雜而具體，很難用日益疏離或日趨親密等類似于衰敗論或進步論的線性敘事一以蔽之，環境史對兒童與自然關系的書寫應植根于不同時空范疇內的具體差異，以呈現其中的沖突與角力、復雜與多樣。作者還指出，面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期，美國兒童的生活環境從農村、鄉下轉移到城市、郊區的大趨勢，“兒童不只是簡單經歷著這些變化，他們也在國家轉型中積極發揮作用”，“與所有人一樣，兒童生活在與周遭環境的互動中”。這意味著，環境史學者著力書寫的是兒童與自然之間雙向互動的歷史，既關注不同自然環境對兒童生活、成長的復雜影響，又重視兒童在環境適應、環境體驗、環境認知和環境行為等方面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既受成人影響，同時又區別于成人，具有兒童的獨立特征。

　　近年來，新作不斷。2020年，杰弗里·C.桑德斯出版《摧毀孩子們：青年、環境和戰后的美國西部》；2022年，《環境史》雜志第一期刊載了珍妮特·博蘭的一篇研究兒童在拯救瀕危物種行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文章，等等。我們或可從這些新近的研究中管窺些許特點與趨向。其一，在研究資料的使用上，環境史學者以兒童的自然觀察筆記、日記等一手資料為主開展研究，力圖在一定程度上，從史料層面應對有的學者提到的“沒有兒童的兒童史”的既有難題。其二，在研究視角上，學者們力圖站在兒童“主位”的視角去探究他們的環境認知、環境行為等，書寫兒童在與自然互動過程中有別于成年人的差異性、自主性和能動性等。

　　通過回溯近年來的部分代表成果可知，這些研究不僅拓展了環境史的學術研究視域，還深刻回應了當下的社會現實，其價值不囿于環境史領域。盡管當下兒童所處的自然環境已與卡森童年時相去甚遠，但相通的是，人們在兒童時期與自然建立起的親疏關系關乎其成年后對待自然的態度與行為等，因此，書寫兒童與自然互動的環境史，不僅關乎人類的過去，還指向人類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