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直報怨”非“對等復仇”

　　——兼與張明輝老師商榷

　　【文學爭鳴】

　　經典往往因為年代久遠，脫離了當時的語境和環境，而在后世的理解中呈現出多義性。漢人董仲舒倡“詩無達詁”，莎士比亞說“一千個觀眾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都是對文學經典多義性的一種表達。《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記錄，雖然語言平實簡潔，但由于時代殊隔，在某些章節的理解上頗有爭議。2022年3月7日本版刊發的文章《“以直報怨”辨正》，就是作者張明輝老師對《論語》“以直報怨”章細致研味所作的解讀。但是“以直報怨”是否能等同于“以怨報怨”，似乎仍有探討的空間。

　　一

　　《論語·憲問》載，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張文著重闡述了“直”字具有相當(相值)、對等的含義，因而他認為，“《論語》中的‘以直報怨’即‘以怨報怨’，但它強調的是對等復仇，不因怨恨而加重報復”。此說有一定道理。

　　然而“怨”在本章中是否有“仇怨”義，是佐證張文觀點的關鍵之一。按《說文》：“怨，恚也。”“恚，恨也。”可見其本義偏向于“怨恨”。《論語》中“怨”字共二十見分屬十五章。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公冶長》)，“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衛靈公》)。其中，“怨”字均偏向于“怨恨”，而非“仇怨”。因此，張文所謂“報仇”或“復仇”的說法有待推敲。此其一。

　　再者，怨恨如何能夠衡量，以至于“對等”，這也是一個難題。要知道，德(恩惠)與怨(怨恨)都是抽象概念，不是具體可以對等的事物，并沒有能夠判斷是“對等復仇”或是“加重報復”的“天平”。因此，“直”能否解作“相當、對等”值得懷疑。察張文所舉“直”作“相當、對等”解諸例，亦佐證了這一點。如文中所引《管子·山至數》《秦律十八種·金布律》等，是數量方面的“對等”；所引《法律答問》《呂氏春秋·孟夏》《詩經·柏舟》等，是說判罰與罪行、爵祿與身份、婚姻雙方的相當，但其“相當”語義偏向于“匹配”義，而非“對等”義。此其二。

　　按，“直”，《說文》曰“正見也”，在《論語》中凡二十二見分屬十六章。如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再如，“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衛靈公》)。其義均與“正直”“直道”相關，因此武漢大學已故教授吳林伯先生說“孔子貴‘直’或‘直道’”(《論語發微》)，“直”或“直道”正是孔子所肯定的品質。此其三。

　　綜上，張文既未體察“怨”與“直”在《論語》中之含義，也未考慮抽象概念如何對等的問題，所謂“對等復仇”的說法恐怕也不能成立。

　　二

　　誠如張文所言，“‘用公平正直報怨’到底是如何報怨”，這似乎難以理解。在本章中，“德”與“怨”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因而我們可以譯作：有人問“用恩惠來回報怨恨怎么樣”，孔子答“那用什么回報恩惠呢”。可見孔子是不支持“以德報怨”的。而“直”或“直道”是孔子所看重的品質，因此，“以直報怨”與“以怨報怨”似乎就成了矛盾的觀點，這也是張文立論的起點。故而，吳林伯先生才說：“言外以德報怨非‘直道’，必以怨報怨，以德報德，方合‘直道’。”(《論語發微》)

　　然而“德”與“怨”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關系。例如，甲和乙可以有恩，可以有怨，也可以是平和相處的對象，或是無感的陌生人。因此，朱熹說：“于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四書章句集注》)其說以至公無私之“直”來回報怨恨，而未落入“德”與“怨”的偽二元對立“窠臼”。

　　如前所述，《論語》中的“直”義均與“正直”“直道”相關，因而多有人以此解釋本章，且從字義與《論語》內證角度考慮恐怕更符合本章的內涵。如皇侃云：“不許以德報怨，言與我有怨者，我宜用直道報之。”(《論語集解義疏》)邢昺也說：“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法，言當以直道報仇怨、以恩德報德也。”(《論語注疏》)這又如何理解呢？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士大夫文化盛行，孔子自謂“以吾從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憲問》)。他所提倡的“君子”，不僅可以指代當時的貴族，更是被他賦予了強烈的德行色彩。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為政》)，“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述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顏淵》)，“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衛靈公》)，等等。他所提倡的君子人格不同于自私自利的小人(指德行不高的人)，需要通過克制自我欲望來提升道德水平，因而恰與張文觀點相反，他并不會支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報復方式。

　　君子要正道直行，葉公與孔子曾就黨人之“直”展開討論(《子路》)。因而，我們可以把本章細譯為：“用符合直道的方式回報怨恨，用符合恩德的方式回報恩德。”其義在不能為怨恨情緒所蒙蔽，誣告陷害、私相械斗、公報私仇、恃強凌弱，或者說為報復而報復，通過制造新的怨恨來回報怨恨，這非君子所為。所以，孔子強調應當克制肆意妄為之私欲，正身直行，尋求懲治罪惡、消弭怨恨之方法，通過正當途徑待其時而報之，以回護恩德。

　　舉例而言，輕微的口舌之爭，一般可以不予回應。倘使因被輕視、歧視而心存怨恨，則當思奮發圖強、提升自我。或有言辭激烈、行為過當者，則可以訴之于衙署，繩之以律法，如江秋蓮訴劉暖曦生命權糾紛案。有時也需要含蓄隱忍，待時而報，如孫臏兩敗龐涓以報失足之痛。當然，這并不是說倘若面對生命危險，君子就要束手就擒、坐以待斃，孔子是很反對這種迂腐做法并非常重視生命的；而是應當視事情之輕重緩急酌情處理，在符合直道原則的基礎上選擇相應的回報方式，正當防衛同樣屬于直道的內涵。

　　因此，朱熹所謂“至公無私”之“直”意在摒棄妄為之私念而尋求公正處置之法，是對“以直報怨”的深化理解；楊伯峻主張以“公平正直”報怨，只是表述簡單，注解并無問題。

　　世界上的早期文明莫不以懲惡揚善作為社會的努力方向，它們不但宣揚和鼓勵善良，而且比較成功地從法律和道德方面懲治罪惡以回護善良。沒有一種文明是以鼓動復仇而存在并流傳后世的，中華文明也不例外。孔子直承三代“直道而行”(《衛靈公》)的優良傳統，他不可能宣揚以怨報怨的個性復仇，換而言之，君子報怨，必由正途。

　　“以直報怨”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它的目的是懲治罪惡、消除怨恨，以倡導和培育德行，引導個人正身直行，而非制造新的怨恨。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人與人的心理距離逐漸拉大，摩擦和沖突時有發生，“冤冤相報何時了”，“以直報怨”則為我們處理這些人際關系問題提供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指導原則。

　　(作者：劉劍，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