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魯慧（山東大學亞太研究所所長、教授）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不斷推行以全球軍事聯盟為核心的同盟政治體系，把盟國的安全利益凌駕于其他國家安全利益之上，將所謂的“民主價值觀”視為共同的政治基礎，造成了國際社會的對立與分裂。相反，作為新時代發展對外關系的中國方案，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系的提出，摒棄了大國崛起零和博弈的傳統思維，走出了國與國交往的新路，探索著國際發展合作的新模式。

　　同盟政治打破地區安全平衡

　　依靠政治、經濟、軍事技術合作及海外軍事基地建立，美國獲取了巨大經濟利益、政治資本以及全球領導地位，并建立起以其霸權為核心的同盟體系。這種同盟體系設定了共同的假想敵目標，具有強烈的排他性，支撐著美國的全球對外戰略。尤其在涉及自身安全和戰略利益的亞太地區，美國不斷保持軍事前沿的存在，密切與同盟的軍事合作，推動同盟體系朝著政治化方向發展，嚴重影響了地區安全與平衡。

　　首先，美國持續強化同盟合作基礎，逐步加強多邊同盟戰略合作。近年來，美國在東亞地區精心布局，以2022年北約峰會為契機，助推美日韓三國首腦會談。其根本意圖是希望協調三國立場，把美日、美韓兩個雙邊軍事同盟整合為美日韓多邊軍事同盟，實施以美國為核心的三國軍事防務合作。美國不僅推進著北約“亞太化”和亞太“北約化”，而且謀求對中國的戰略牽制和戰略制衡。拜登政府通過進一步實現對盟友責任和義務的履行，提升對盟友的承諾力度，支持盟友持續制造周邊安全困境。

　　其次，美國不斷擴大聯盟防區及持久性聯盟體系，鞏固其在亞太同盟中的領導地位。通過制造、放任或人為挑唆地區緊張局勢，加強軍備競賽與軍事合作，承諾為盟友在東亞地區提供安全保護等方式，美國實現了盟友對其安全依賴的上升。正是借助盟友對美國在亞太地區整體戰略的依附與配合，美國開始不斷牽制地區其他國家發展，這構成了其推行東亞戰略的基本路徑，并為拜登政府深化東亞戰略重點打造抓手。

　　最后，以美國為主導的東北亞同盟體系逐步呈現“陣營化”“集團化”發展趨向。隨著地區局勢的緊張、升級，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正逐步向“議題導向”的同盟關系轉換，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國東北亞同盟體系開始走向“陣營化”。2022年6月，日韓兩國共同參與了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三國還在情報共享、指揮協調、聯合訓練等方面加強合作。一方面，這說明美日韓三國具備了軍事聯盟所需的基本要素，已進入實質性軍事合作階段。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在美國的積極運籌下，亞太同盟體系由雙邊聯盟走向多邊聯盟，逐步形成了以美國與盟國為基礎的聯盟“陣營化”趨向，標志著東亞地區近年來同盟政治發展的新態勢。

　　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何以可能

　　環顧歷史上大國的崛起，維護國際政治秩序的基礎在于一個核心規則，即通過實力和力量的平衡，制約、規避人類之間的戰爭。當今時代，我們有必要思考構建什么樣的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才能有效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及繁榮；塑造什么樣的國際體系才能有效維護《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

　　從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看，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體系由西方學術界主導，世界發展的話語體系也由西方思維引領。然而，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解釋力式微。隨著新興國家的發展，其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提升的同時，也為全球治理變革帶來新的方向和希望。諸如崛起國必然挑戰守成國的權力、現存大國必然要應對挑戰、戰爭成為最終不可避免的結局等“修昔底德陷阱式”言論的局限不斷凸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了全球政治生態環境的變革調整，新興國家與守成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不斷組合重建，世界主要國家制度道路之爭、國際秩序之辯、轉型之艱都表明我們正處于國際形勢發展的不確定時期。其中，全球主要大國的對外戰略決定了大國關系的再平衡，大國關系轉型不可避免。在沖突與合作之間，在零和與共贏之間，在遏制與互信之間，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領域都在呼喚大國作出正確選擇。

　　作為推動國際關系發展的新理念、新愿景，中國提出了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新中國外交優良傳統相結合的產物，打造出世界各國合作共贏的新路，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了條件，不僅符合《聯合國憲章》關于主權平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促成國際合作等宗旨和原則，而且契合當今時代發展的潮流。

　　推動新型國際關系持續發展

　　從理念與實踐的視角考察，可在以下層面持續推動新型國際關系的發展。

　　第一，中國提出的新型國際關系與傳統大國崛起過程中追求的國際關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新型國際關系內涵深刻、根基深厚、體系豐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構成了新型國際關系的根基與淵源；“合作共贏”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核心內涵；“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打造新型國際關系的發展方向。伴隨中國對外關系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創新，新型國際關系深刻影響著21世紀國際秩序的調整。

　　第二，新型國際關系的實質，是把合作共贏作為處理國與國關系的核心與立足點。后冷戰時代，東亞地緣政治現實中存在兩種維護地區安全的思路：一是與大國聯盟尋求安全保障，其后果是各國彼此存有戒心和防范。二是中國倡導的新型國際關系，以合作共贏為理念謀求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綜合安全與可持續安全。新型國際關系不提倡以損害乃至犧牲他國安全利益的方式謀求自身和聯盟體系的絕對安全，走的是世界各國共建、共享、共贏的安全之路，使各國人民共享尊嚴公平、共享發展成果、共享安全保障。這超越了傳統國際關系中要么選擇聯盟、要么選擇對抗的二元對立世界觀，強調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新模式。以合作取代對抗、以互利取代博弈、以共贏取代零和，摒棄了冷戰時期零和博弈及贏者通吃得天下的老路。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是一個對話協商的國際關系民主化過程，也是共同制定全球治理規則及規范的行為過程。

　　第三，新型國際關系以堅實及厚重的理念作為支撐。大國崛起意味著力量，力量則蘊含有本國自身的文化基因。不同于傳統大國崛起的發展邏輯，中國提倡的新型國際關系包含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理念。在對外交往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睦鄰友好、和平交往、協和萬邦的悠久歷史文化傳統，對和平的向往、和諧的倡導及和睦的追求已沉淀、凝聚于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并深深植根于當代中國對外關系建設過程中。追本溯源可以看到，新型國際關系中提倡的和平發展、合作安全與合作共贏，凝聚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觀念，是和諧包容的精髓所在。此外，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對外關系建設中“和平共處”“和平發展”及“和平崛起”的主題，同樣說明了以“和”為主線的中國外交政策主張，這是一以貫之的基本邏輯。以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國際關系建設，體現了中國同各國同呼吸、共命運的世界情懷和大國擔當，順應了國際社會的共同愿望，為國際社會擴大交流合作、避免沖突對抗注入強勁動力。

　　自民族國家產生以來，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的主題始終離不開對國家間相處之道和國家間關系準則的探索，但人類仍然沒有擺脫軍備競賽和同盟對抗的制約，并最終為之付出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代價。每一階段國際體系的建立，必然會打上鮮明的時代烙印，也必將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創新、完善。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中國方案，是對同盟政治的超越，是發展當代國家間關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國際關系民主化過程中不可逆轉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