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

　　戰國時期的布幣、王莽第一次幣制改革時發行的錢幣、“建炎元寶”篆書錢……今年是國家博物館建館110周年，在國博143萬余件藏品中，有一些來自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的慷慨捐贈，羅伯昭便是其中杰出代表。8月正在該館舉辦的“薪火賡續——羅伯昭捐贈展”，系統展示了穿越時空的錢幣文化。

　　羅伯昭，曾名文炯，號沐園，四川巴縣人，是我國近現代著名錢幣學家、錢幣收藏家。1957年至1965年間，羅伯昭先后將其收藏的一萬五千余件文物捐贈給北京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其中包括古代歷朝的布、刀、泉、元寶、通寶、重寶等各種造型和面值的鑄幣，近代的銀元、元、紀念幣，革命根據地的布幣、銀幣、銅幣、紙幣，乃至各大洲不同地區的金幣、銀幣、鎳幣、紙幣等。

　　這里要多說一句，泉是古代錢幣的名稱，意為貨幣如泉水一樣流通不息。王莽篡奪劉氏漢朝天下當權后，因“錢”“銖”等字之“金”旁犯忌諱，故正式以“泉”代“錢”，因此錢幣收藏界也常常被稱為泉壇。清朝到了乾隆、嘉慶時期，逐漸興起的金石考據學使得古錢學研究開始興盛起來。歷史鉤沉之間，錢幣收藏轉手也自然多了起來。羅伯昭與方藥雨、張叔馴并稱近代“泉家三杰”，有“北方南張巴蜀羅”之美譽。

　　1899年8月19日，羅伯昭出生在重慶。他自幼聰明，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商科。上世紀二十年代，羅伯昭從做桐油貿易起家，從小商行到大工廠，還做起了跨國貿易，獲利頗豐。抗戰勝利后，舉家遷到上海的羅伯昭在商界已頗具實力，不過其影響遠不如他在中國古錢幣收藏和研究上大。

　　從小，羅伯昭就對錢幣格外上心，清末市面上還在流通內方外圓的小平錢，父母給小孩子幾枚小錢做零花，羅伯昭總要細細研究一番，看到好的、有特點的就自己收好。上學之后臨寫字帖，他將古錢幣上不同寫法的繁體寶字臨寫在一張紙上，交給老師。老師也是一位錢幣愛好者，一看他喜愛古錢，教育他要等到長大以后，有了一定經濟條件時可以將收藏錢幣作為一種愛好。

　　羅伯昭大學畢業后，對錢幣收藏的熱情隨著經濟實力的穩固而高漲起來。上世紀二十年代，他在重慶做桐油生意時，先后結識了毛永庚、戴葆庭、蔣伯塤等錢幣收藏家和諸多古玩店老板，其間陸續收購了戴葆庭鎏金“天策府寶”“乾封泉寶”、張文彬“大朝通寶”(銀錢)“天圣元寶”(折二鐵范)、陳仲壁“招納信寶”(銀質)等錢幣珍品甚至孤品。有人為羅伯昭統計過，他花在購買錢幣上的資費在兩千萬以上，有時甚至用幾根金條買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錢。

　　到上世紀30年代末，羅伯昭已成為長江中上游地區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與南方上海的張叔馴、北方天津的方藥雨并駕齊驅，被譽為“巴蜀羅”。蔣伯塤評論說：“同好中以羅伯昭孜孜不倦，網致惟恐不及，且能折節下交、虛懷若谷、一洗末俗舊習，其志可嘉，其毅力彌足稱也”。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錢幣界先后在江浙、京津、遼東、四川等地掀起集藏、研究熱潮，但規模較小，且持續時間較短。直至中國泉幣學社成立，以其大規模、時間長、活動規范、人員陣容強大，成為最具權威的泉幣研究社團。1940年5月，由羅伯昭與鄭家相、王蔭嘉等人聯合倡議成立了中國泉幣學社，社址設在羅伯昭宅邸。由年歲最長、德高望重的丁福保為社長、羅伯昭為副社長，并負責學社刊物《泉幣》雜志的總編輯事宜。

　　羅伯昭集幣不僅求品種、數量，重珍品，更重古幣知識的提高，每當收集到前所未有的品種，他都要翻閱古籍考證，查找新來者的有關材料，對歷史的深入研究，讓羅伯昭比別人更能慧眼識珠，因此有緣將北宋珍稀幣“建國通寶”收入囊中。

　　“建國通寶”錢以前沒有人見過，錢譜上也沒有著錄過，很多人甚至都沒聽過“建國”這一年號。據羅伯昭之女羅炯所述，當年有錢販子將一枚“建國通寶”帶到上海，錢幣界人士都認為是贗品。隨后，這枚錢幣又被錢販子帶到了北方。只見過“建國通寶”拓片的羅伯昭經過仔細研究，卻認定那是個寶貝，派人拿著十兩黃金追到北方，將這枚錢幣買下。

　　羅伯昭不光有實戰經驗，理論水平也很高。在日日與“建國通寶”的摩挲中，羅伯昭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曾在《泉幣》第七期發表過《建國通寶錢考》一文，闡述他經過研究發現，宋徽宗曾有過“建中靖國”年號，但時間也就是兩三個月。至于錢幣為何取“建中靖國”年號中首尾兩字，羅伯昭認為這應該與當時的避諱有關：若取前兩字“建中”組成“建中通寶”，與唐德宗時期的錢文相重；而若取“靖國”，徽宗當認為此二字不足以概括“建中靖國”四字之意，所以取首尾兩字，是理所當然的了。“建國通寶”極為珍稀，存世量不超過10枚，因此稱其為北宋第一珍稀幣也不為過。

　　而在羅伯昭浩瀚的藏品中，他一直將“新幣十一銖”視為第一大珍品。當代錢幣學家馬定祥之子馬傳德曾撰文回憶了這枚古錢的曲折收藏經歷。上世紀40年代初，一枚“新幣十一銖”在北方被發現，當時泉壇對此眾說紛紜、真偽莫辨。由于泉界元老張絅伯、鄭家相兩位先生均對該幣持質疑否定態度，以致這枚索價昂貴的“新幣十一銖”，在京地成了無人問津之物。1943年冬，馬定祥在北京琉璃廠拜訪了“新幣十一銖”的物主李慶裕，親眼見到了那枚頗有爭議的“新幣十一銖”實物。“此錢為王莽所鑄，是一枚毋庸置疑的創見珍品。”下此論斷的馬定祥以十一兩黃金買下了。返滬后馬定祥向羅伯昭推薦了這枚被冷落兩三年之久的珍錢。羅伯昭看了“新幣十一銖”，同樣愛不釋手，決然用巨金購下這枚稀世孤品。

　　1957年，羅伯昭將珍藏的“新幣十一銖”等萬余枚錢幣捐給了當時的歷史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前身)。1962年，他又將珍藏的另一批錢幣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余之志愿，再期十年收集，十年作譜，譜錄既成，然后以全部藏泉，公諸邦國，海內賢俊幸賜教焉！”羅伯昭不但捐獻個人珍藏，還時刻留心新出文物的情況，多次向博物館提供文物線索，并第一時間收購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