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甘肅慶陽9月4日電 (記者 孫自法)南佐遺址宮殿區是中國迄今發現最早的中心對稱和中軸對稱格局的建筑，這是否為“紫禁城”式古典建筑的源頭？地處西北黃土高原，南佐遺址祭祀區為何出土有5000年前大量碳化水稻遺存？南佐遺址核心區由9座大型夯土臺以倒“U”形圍合而成，這與文獻記載和隴東傳說中的黃帝部族有什么關聯？

　　初秋時節，在位于甘肅省慶陽市西峰區南佐村塬上的南佐遺址發掘現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韓建業帶領考古隊工作人員和學生們正在多個考古發掘探方上緊張、有序地忙碌著。作為南佐遺址考古發掘項目的負責人，他這個暑期來南佐遺址工地工作已經有兩個多月了，一邊要指導博士、碩士研究生和工作人員安全、高效推進發掘任務，一邊要根據最新發掘進展及出土材料，思考如何研究破解5000年前南佐先民遺留的一個又一個謎題。

　　南佐遺址是座什么樣的史前遺址？

　　韓建業教授在發掘現場介紹說，南佐遺址于1958年發現，上世紀80、90年代曾經過兩個階段的6次發掘，他領導的考古團隊2021年開始第三階段的第一次發掘，經過大規模調查和勘探，已初步確定南佐遺址整體面積約600萬平方米，其中核心區由9座大型夯土臺圍合而成，面積約30萬平方米，是一座距今約5200年至4600年、仰韶文化晚期的中國最大聚落遺址之一。

　　南佐遺址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其中心位置有9座大型夯土臺，每個臺子的面積1000平方米左右，這9個臺子呈倒“U”形對稱分布：北側有1個臺子，東西兩側各有4個臺子。這9個夯土臺合圍的核心位置即北臺南側的宮殿區，中央大殿(F1)建筑面積800多平方米，室內面積630多平方米，是目前中國考古所發現的建筑面積最大、保存最完好的5000年前宮殿建筑，也是同一時期室內面積最大的單體建筑。

　　通過這兩年的最新發掘工作，南佐遺址又發現中央大殿東西兩側還有側室，并在中央大殿南側、東側、西側發現了部分宮墻，如果后續在北側發掘出宮墻，南佐遺址就會有一個圍成長方形的、類似于后世紫禁城布局的史前宮城。

　　韓建業指出，整個南佐遺址的營建，是統一規劃、嚴密設計施工的一個過程。綜合來看，南佐遺址上5000年前的宮城結構嚴謹、規模宏大、保存完好，也是迄今發現最早的中心對稱加中軸對稱宮城建筑，中心對稱方面，九座大型夯土臺所圍成的區域在南佐遺址的中心，宮殿區在九臺的中心，中央大殿在宮殿區的中心；從中軸對稱來看，大殿的門到宮城的門是一個中軸線，東西兩側的側室也是一個中軸對稱結構，總體上構成一個封閉式的中心對稱、中軸對稱且主次分明、層層遞進的宮殿格局。

　　他認為，從南佐遺址往后的周人建筑，到秦漢以降的中國古代最經典的都城宮殿格局，南佐遺址宮殿建筑是最早的和紫禁城結構相似的建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南佐遺址宮殿建筑可以說是紫禁城的源頭”。

　　考古發掘研究有哪些重要待解之謎？

　　目前，南佐遺址的發掘、研究等各項工作“正在進行時”，在韓建業教授看來，還有很多有關南佐先民們的謎團等待破解。

　　南佐遺址為什么要有九個大型夯土臺？韓建業說，南佐先民可能是利用挖掘多重壕溝挖出的黃土堆積夯筑九座大型夯土臺，九為數之極，為天之數，“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九焉。”“九臺”可能主要用于祭天等祭祀禮儀活動。通過勘探和試掘，目前知道九個臺子形狀大體是方形，每個臺子占地面積約1000平方米，臺子或許是上小下大，但暫時不好確定，也不排除是多層的臺階結構；臺子遺存現在高約2到4米，當時或許要高到10米左右；西方兩河流域等地一般高臺上有神廟建筑，但中國沒有這方面的傳統，臺子本身可能就是禮儀祭祀場所，推測禮儀祭祀、原始宗教等活動直接在臺面舉行。當然，也不排除九臺有一定軍事瞭望用途的可能性，這可以作為研究的一個新思路。

　　位于九臺中央位置的宮殿區，推測也是跟禮儀和祭祀有關，或者同時為早期國家階段南佐首領的“辦公”區域，在此處理早期國家的神權、王權事務等。此外，南佐遺址的宮殿建筑中軸線并非正南正北，而是有15度偏角，這有何講究？對后世中軸對稱建筑有什么影響？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南佐遺址的另一個重要未解之謎，當屬出土的大量碳化水稻遺存。韓建業指出，南佐遺址上世紀90年代就曾在一些斷面上采集到稻谷遺存，這次發掘在宮殿區東側祭祀區域發現數以百萬粒計的碳化稻谷遺存，科研人員通過對部分樣品開展同位素分析發現，這些水稻來源比較單一，但來自哪里？怎么來的？目前尚不清楚。一種可能是5000年前慶陽塬上水資源豐富，當地能種植水稻；另一種可能，南佐遺址是進入文明社會早期國家階段的都邑，它可以從周邊地區甚至比較遠的地方征收、貿易上來一些水稻用于祭祀。

　　“不管怎么說，南佐遺址發現大量水稻遺存讓人驚訝。”韓建業表示，距今5000年前后中原地區迄今很少發現稻谷遺存，反而在黃土高原的隴東地區出土大量碳化水稻，再結合黑陶、白陶、綠松石裝飾品、雙腹器、夾炭陶等的發現，推測南佐遺址跟長江中游地區也許有特殊聯系。

　　韓建業說，南佐遺址已出土大量精美白陶、黑陶、彩陶、白衣陶、朱砂陶，這方面的未解之謎主要包括：陶器制作區的具體位置尚未確定；薄如蛋殼的白陶顏色非常白、質地致密，黑陶表面似乎有釉，其原料和制作工藝需要科技檢測確定；大量特殊陶器的用途功能等，需要殘留物檢測確定。

　　對于南佐遺址宮殿建筑表面常見的“白灰面”及草拌泥面，考古隊骨干成員、西北工業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助理教授李小龍笑言，這是南佐先民進行“精裝修”的材料，相當于今天的水泥地面和墻面，達到結實、平整和美觀的效果。另一位考古隊骨干成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小寧說，南佐遺址發現了時間最早、保存最好、運用最普遍的“白灰面”遺存，而且從“白灰面”涂抹均勻程度上看，技術也很高超。因此，南佐遺址很可能開啟了后來黃土高原及周邊地區流行用“白灰面”做建筑裝飾、防潮這樣一種技術的源頭。

　　韓建業還特別強調，慶陽所在的隴東地區地處甘肅與陜西交界，當地早有黃帝傳說，著名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根據文獻考證也認為黃帝部族的主要活動區域在隴東和陜北，南佐和黃帝部族之間到底有什么關聯？也是今后需要考慮的問題。

　　他表示，南佐遺址大大小小的未解之謎很多，隨著遺址發掘和研究的持續深入開展，將會揭開一些謎團，也許會增加一些新的謎團，還可能會舊謎未解、又添新謎，對于考古工作來說，這些情況都很正常，也是考古發掘研究的魅力所在。

　　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有何重要意義？

　　“以往在探索中華文明形成的過程中，并沒有把隴東或者黃土高原地區作為一個關鍵區域。在這方面對甘肅有所忽視。”

　　韓建業指出，甘肅尤其是隴東地區，是中華文明起源特別是形成階段最關鍵的核心區域之一，南佐遺址不僅規模、體量能跟良渚遺址相媲美，而且所處位置在黃土高原，是在傳說中和黃帝部族有很重要聯系的區域，所以它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過程當中，有特別特殊的地位，值得深入研究，“也可以說，南佐遺址考古發掘研究，一定程度上會改變現代學者尤其是考古學家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一些基本認識”。

　　他認為，根據恩格斯提出國家“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和凌駕于所有居民之上的“公共權力的設立”這兩個標志來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長江下游和黃河中游地區，至少已達到早期國家或文明社會的標準。其中，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以余杭良渚遺址為中心，良渚古國無疑存在區域性的王權；黃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南佐遺址發掘研究表明，當時在黃土高原上，也可能存在一個以南佐為核心的、擁有區域王權的“隴山古國”。

　　良渚和南佐都是短時間內集中建設而成的大都邑，建設需要調動較大空間范圍的人力物力，這已打破原有各氏族社會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凸顯出地緣關系，意味著早期國家的出現。不過，這個時期的地緣關系組織或者早期國家，還限制在中國局部地區，因此可稱之為“古國”或“邦國”。

　　韓建業表示，南佐遺址宮城附近出土和祭祀相關的精美白陶、黑陶、彩陶，以及大量碳化水稻遺存，并建有多重大型環壕、殿堂式建筑、浩大工程“九臺”建造等，顯示當時南佐社會已存在專業化分工，具有較高社會發展水平。這些考古新發現在黃土高原地區極為罕見，可助力學界和全社會客觀認識黃河中游、黃土高原尤其是隴東地區在中華文明起源和形成過程中的關鍵地位，對于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也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南佐遺址的發掘也為黃河流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將推動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和早期國家起源研究實現重要突破。

　　他也提醒說，黃土高原上水土流失嚴重，對南佐遺址已經造成很大破壞，而且每年還不斷有新的破壞，民居樹木對遺址本體也有破壞，在發掘研究的同時，也必須加強遺址保護工作。比如，南佐遺址的九座大型夯土臺，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照片上大部分還清晰可見，但現在航拍已很難看出來。

　　韓建業強調，南佐遺址規模宏大、結構嚴整，在5000年前非常具有代表性，“如果中華文明五千年要挑選兩個最具代表性的遺址，那一個是東南的良渚，另一個就應該是西北的南佐”。這么重要的遺址，當然應該進一步加強考古發掘、研究和保護，“這些工作如果做好的話，南佐遺址申請任何級別的遺址公園甚至世界文化遺產，它的水平、級別也都是夠的”。

　　“去年南佐遺址舉辦考古研討會時，就有專家學者當場提出考慮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事情，現在看，我們對南佐遺址還有大量的發掘、研究和保護工作要去做，先得把基礎打牢。”韓建業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