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伺候的。”

　　八年前，這句出自《皮囊》里的一句話刷遍了朋友圈和微博。八年過去，《皮囊》銷量已逾400萬冊。

　　《皮囊》之后，蔡崇達交出了《命運》：上一部書中那位“像塊石頭，堅硬到什么都傷不了”的阿太，成為了故事的主角。

　　寫《皮囊》時，蔡崇達不甚有名，作品給文壇帶來驚喜。如今，《命運》的亮相可謂轟轟烈烈，推薦者中大咖云集：這是另一本《活著》；它涉及中國人生命根性……

　　但，對讀者來說，最好還是讓作品發言。

　　一

　　蔡崇達說，八年前的那部《皮囊》，是青年的自己，在內心的傷口盛開成即將吞噬自己的巨大花朵時，又一次試圖召喚人間的話語來療愈自己；而在《命運》里，他不僅想看到阿太、父親和自己，他還希望每個人能看到每個人，能夠從過去看到將來，“所有人的靈魂上所有的傷口，一起像花一樣盛開，開得漫山遍野、震古爍今。”

　　或許也是因為青年時期蔡崇達的年輕氣盛，《皮囊》里的阿太冰冷得近乎不近人情，她“像塊石頭，堅硬到什么都傷不了”：在葬禮上，眼看著女兒的軀體進入焚化爐，阿太“也只是乜斜著眼”，因為她“很舍得”；把不會游泳的舅公直接扔海里，舅公差點溺死，罵她沒良心，她卻說，“如果你整天伺候你這個皮囊，不會有出息的，只有會用肉體的人才能成材”……

　　而《命運》中的阿太，在堅硬的皮囊之下更多了一份閱盡人生千帆后的隨和，就像劉德華在《命運》新書發布會上所言，“讀完這本書之后我覺得，探索，對抗，和解，不就是命運的一部分嗎？《命運》值得大家慢慢去品嘗。”

　　《命運》中的阿太蔡屋樓，一生可謂坎坷。但蔡屋樓性子倔，不信命，當她第一次聽聞神婆預言她將“無子無孫無兒送終”，她擼起袖子大罵，要找“命運”吵一架，隨即展開了與命運咬牙切齒的搏斗，講述了近一個世紀的沉默寡言的愛與矢志不忘的告別。

　　阿太——這位舊社會出生的普通中國農村女性，不識得幾個字，沒上過幾天學，但她說的話、做的事，以及關于生和死、神和鬼、靈魂有無等等的探討，都包含著獨特且不可復制的地域文化內涵。

　　比如阿太談及人生，她說一輩子，會認識很多朋友。一出生就可以認識饑餓、認識占有，然后是憂傷、煩惱，再來有欲望、愛情，然后有的人開始認識責任、認識眷念、認識別離、認識痛苦……她說，它們都是很值得認識、很值得尊重的朋友。

　　她回憶衰老的過程，說，開始關上一盞盞燈，你會發現自己的腦子一片片開始黑。有時候你可能只是在炒菜，突然想，哎呀，我哪部分很重要的記憶好像被偷偷關掉了……當你生氣的時候，抬頭看看，衰老那家伙已經在笑嘻嘻地看著你了。

　　“那種包容、平和、無喜無悲，跟命運握手言和的姿態非常打動我。”《中國作家》副主編付秀瑩這樣描述阿太給予她的感受，“有飛翔的姿態，不是匍匐在人間大地上寫人間煙火，總能從滾滾紅塵中飛翔起來。當你真正認真咀嚼消化以后，它神奇地參與了你精神骨骼的構建。”

　　二

　　從古至今，文學作品似乎都離不開對生命的詮釋，也無法回避死亡的問題，對生命的全方位關注也是蔡崇達文章的一大特點。

　　在《命運》中，阿太關于“死”的態度和傳統文化中對于死亡“哭天搶地”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她對死亡的自然的、開放的態度，甚至達到了無喜無悲的境界。

　　《命運》里，阿太從六七十歲開始，就和老姐妹們組團觀摩別人的死亡，成群結隊勾肩搭背，像一起去上學的幼兒園小朋友，嘰嘰喳喳，打打鬧鬧，看別家的老人是如何“兩腿一蹬”離開人世的。等的時間久了，阿太反而期待和尋找著自己的死亡來，時常念叨著：“哎呀，它到底什么時候來啊？”

　　付秀瑩為《命運》的生死觀感到震驚，她說，“面對無法避免的死亡，以她的方式參透死亡，正是參透之后才表現出巨大的冷靜，甚至有一種巨大的喜悅和歡樂在里面……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民間的智慧。”

　　這樣的死亡觀也許來源于蔡崇達對“死亡”的獨特體會。在蔡崇達幼時，他的阿太曾經告訴他，人死后會變成半空中的一朵花。所以，他在每個所愛的人離開后，都會看著半空尋找花朵，他相信，“每個‘逝去’都是有去處、每個盡頭背后都是有開始的。”

　　長大后的蔡崇達，對“死亡”有了更深的體會。30歲生日那天，蔡崇達在大英博物館參觀“Living And Dying”的展覽：長長的展臺，鋪滿了各種藥丸和醫療器械，每一列都隸屬于最下面標注出的一個個主人公——這里陳列著已逝去的人們自認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時刻的照片，以及他們最后時刻的面容。看著這一張張面孔，蔡崇達突然想病逝的父親。

　　蔡崇達回到北京后，開始撰寫關于父親的文章，“也是從那篇文章（寫父親的《殘疾》）開始，生發出一種緊迫感：我應該看見更多的人。這是對路過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這也是和時間抗衡、試圖挽留住每個人唯一可行的努力。”而這也是理解自己的最好方式，因為路過生命的每個人都參與了我們，并最終構成了我們本身。

　　三

　　《命運》出版后得到許多名家的評價與推薦。當初為《皮囊》作序的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完全沒有想到《皮囊》會如此暢銷。等到《命運》的出版，李敬澤十分樂于再次為它作序推薦。

　　“《命運》寫的就是我們生命里、我們精神中一個幾乎沒有被充分言說的底部邏輯……他能夠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祖先，曾經支配著我們祖先的是什么？也能夠讓我們領悟到支配著、支持著、激勵我們祖先的那些東西，實際還在激勵著、支撐著我們的生命。”李敬澤說，他沒有想到《皮囊》能像《平凡的世界》那樣成了很多人的人生之書和信念之書。

　　這種信念，在文學評論家徐剛眼里，交織著柔弱與堅毅，他拿貝多芬同名交響樂作比，認為和貝多芬的《命運》相比，蔡崇達的《命運》里面有一個很微妙的差異，主人公不是非常虛妄的、要做自己命運主人的女性，“我覺得她是非常柔弱的，柔弱中有一種卑微，但是又非常堅毅的和命運搏斗的信念，我覺得這部小說表達的是這樣一個東西”。

　　對此，蔡崇達說，創作《命運》成為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我的幸福感是來自于我在很多細膩處、很多內心深處的掙扎、跋涉、努力，甚至稍微調皮……寫作其實是非常孤獨的，但是我今天知道最深處的細膩處，我們在一起，我們在相遇，我覺得這是作為寫作最大的幸福。”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曾琦 實習記者 毛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