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8年多，一直與重污染天氣作戰的張昊龍在生態環境部親歷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業內稱“大氣十條”——記者注）推進的艱辛坎坷，也參與起草了《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見證了北京的藍天漸成常態。

　　2013年年初，我國遭遇有觀測記錄以來最嚴重的霧霾天氣，京津冀區域內PM2.5年平均濃度為每立方米106微克，是全國空氣污染最重的區域。那一年，北京市空氣達標天數比例僅為48%，一年里能看到藍天的日子不到一半。

　　張昊龍就是在這時來到原環保部污染防治司大氣處的。

　　當年9月，以國務院名義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啟動，明確到2017年，京津冀區域細顆粒物濃度下降25%左右。其中，北京市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這個被稱為“京60”的目標，當時沒人相信能實現。根據發達國家治理經驗，這樣的減排目標要用10-15年才能完成，而留給北京的時間只有5年。

　　在張昊龍看來，大氣治理需要多方面協調、各部門配合，很多機制都要重新建立。這套組合拳治理方案覆蓋機動車污染治理、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地區產業結構調整、減排考核等多個領域，涉及產業、能源、交通結構調整等。

　　張昊龍和同事摸索出一套重污染天氣應對體系：加強空氣質量預測預報，在區域內統一預警標準、開展聯防聯控，建立重污染天氣應急減排清單管理制度，在污染累積初期就把排放強度降下去。

　　但在2014年、2015年，甚至“大氣十條”即將收官的2016年秋冬季，北京依然頻頻拉響紅色警報。有人質疑說，你們的治理方向錯了。

　　“大氣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張昊龍說，那幾年，他們逐步推進北方地區清潔取暖、重化工業產業升級、淘汰小鍋爐等工作，但努力的紅利還沒有到來。

　　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大氣十條”進入收官之年，從2016年12月底持續到2017年年初的一場跨年霾，整整9天，使北京的PM2.5累計增加1800微克，分攤到365天，相當于每天多了4微克。

　　最終，北京市PM2.5年均濃度，從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017年年底的58微克／立方米，奠定了之后的“北京奇跡”。

　　一個行業內的企業水平參差不齊，重污染天氣預警時，如果企業都采取同樣的措施，明顯不公平。張昊龍創造性地提出重點行業績效分級差異管理的思路，來決定重污染天氣時，什么樣的企業停、什么樣企業不必停。

　　指標到底該怎么定？2020年年初，張昊龍和同事開了60多次視頻會議，把每個行業的龍頭企業、行業協會、技術支撐單位召集起來討論、評估，最終形成一個金字塔狀的、行業引領性的指標。

　　重點行業績效分級制將企業按ABCD分級，對生產工藝、治理措施水平優秀的企業，給予非常大的優惠和鼓勵政策，地方政府預警期間盡量不影響它們。對治理較差、還有很大提升空間的企業，倒逼它們采取更多的措施，鼓勵企業增加對環保設施的投入。這一制度也加快了鋼鐵行業的超低排放進度。

　　“你們真的出了一個好政策。”某行業協會會長對張昊龍說，以前一提到環境政策，都是約束性的政策，大家無奈執行，不然就會受處罰，重點行業績效分級差異管理制度卻是一個激勵性政策。

　　這是張昊龍頗有成就感的時刻：“不是因為出臺了一個政策，而是這個政策真正落地了，而且效果還很好。”

　　2021年兩會期間，在人們認為藍天已漸成常態的北京，出現了一次長時間重污染過程。

　　是不是周邊企業落實政策時打折扣了？張昊龍回憶，2021年3月初，生態環境部大氣環境司與執法局組織專業團隊，帶著專業儀器，抽調專家，到河北重點對疑似沒有落實政策的企業進行點穴式檢查。

　　“我們不要黑色的GDP。” 在張昊龍看來，通過環境治理，促進了產業集約化、現代化、數字化，裝備水平規模化，這是環境質量和經濟發展的雙贏。

　　2013年到2021年，北京的PM2.5濃度降低了63.1%，重污染天數也從58天降到了8天。2021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重污染天數比2015年減少了51%。作為第一個治理PM2.5的發展中國家，我國也被譽為全球治理大氣污染速度最快的國家。

　　基本消滅重污染天氣，是“十四五”時期的一個重要任務。對張昊龍來說，好啃的骨頭都啃完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從前應對重污染天氣，就是瞄準重點時間、重點區域，削峰降速；如今的對策不僅要“治標”，也要“治本”：以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35年建成美麗中國為指揮棒，推進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交通結構轉型，深入治理VOCs（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污染物。

　　不久前，張昊龍調任生態環境部大氣環境司移動源處處長。交通領域的污染治理，是他接下來的工作重點。

　　張昊龍說，他們在做的，是造福子孫后代的事，所以不管現在多辛苦，也要給下一代留下更好的生存空間。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張藝 劉世昕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