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高速發展，“數字絲綢之路”賦予“一帶一路”嶄新內涵，成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2021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三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上強調，“要穩妥開展健康、綠色、數字、創新等新領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長點”“要深化數字領域合作，發展‘絲路電商’，構建數字合作格局”。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持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深化數字合作，充分認識“數字絲綢之路”建設面臨的戰略機遇與問題挑戰，推進戰略、規劃、機制對接，加強政策、規則、標準聯通，不斷探索“一帶一路”數字領域合作發展的新路徑，意義重大。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戰略機遇

　　全球數字化與數字全球化為創新發展提供了新動力，“連接”“融合”“一體化”作為數字化的關鍵詞，在引領國際區域合作模式創新的同時，也推動“一帶一路”進入新發展階段。作為產業升級的“加速器”、應對疫情沖擊的“減震器”，數字領域合作正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經濟社會共同發展帶來新的戰略機遇與合作需求。

　　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力提升“一帶一路”發展動能。大規模傳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曾是“一帶一路”的重點。近年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日益成為“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環節，關鍵性的互聯網基礎設施相繼落地。“一帶一路”數字交通走廊和跨境光纜信息通道加快建設。在海纜建設方面，“亞非歐1號”洲際海底光纜標志性項目投入運營；在陸纜建設方面，依托運營商之間合作，構建大量跨境光纜；在新基建方面，數據中心、云計算中心等也有一些布局，中國—東盟信息港、中阿網上絲綢之路全面推進，“數字絲路地球大數據平臺”實現多語言數據共享。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數字基礎設施較為薄弱，通過經驗分享、數字基建合作等方式，因地制宜，探索具體的合作方式，助力沿線各國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其提供廣闊發展空間。

　　數字經濟新業態成為疫后推動經濟復蘇關鍵引擎。數字經濟是全球未來的發展方向。處于數字經濟發展初期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地區，有著迫切的數字發展愿景和動力。公開報道顯示，東盟很多國家提出了面向2030年、2035年的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按照世界銀行的預測，2025年東盟數字經濟的市場規模將達到3000億美元。新冠肺炎疫情下，數字經濟為世界經濟復蘇和發展提供了積極變量，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術新業態新平臺興起，網上購物、遠程醫療、在線教育、跨境物流、協同辦公等“非接觸經濟”全面提速，為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了新發展契機。

　　構建數字經濟全球治理規則體系正當其時。面對全球治理體系的劇烈變革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數字技術與互聯網媒介深度融合，促使數字空間中不同群體、個體間實現前所未有的連接，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拓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路徑，有利于緩解人類現實社會的張力，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同時，數字治理涉及數據資源開發利用、隱私保護、跨境數據流動、域外管轄權、網絡安全、平臺責任與平臺治理等眾多議題，目前，全球范圍內尚未形成統一的數字經濟治理規則體系，大量數字治理規則處于空白。中國是數字經濟大國，也是數字貿易大國，正崛起成為推動網絡空間治理良性變革的關鍵力量，推進“數字絲綢之路”建設不僅具備良好產業基礎和巨大市場空間，推動構建適合“一帶一路”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則框架也正當其時。

　　2020年11月25日，廣西南寧，以“數聚絲路，智者未來”為主題的中國—東盟信息港數字絲路產業合作論壇舉行。中國與東盟國家數字經濟主管部門官員、知名企業家、權威專家等共同探討交流，分享數字經濟發展最新動態和合作機會，搭建互利共贏合作平臺。

　　“數字絲綢之路”建設面臨的問題挑戰

　　“數字絲綢之路”自實施以來取得了大量實質性進展，但在積極參與推動合作的同時，也需加強風險評估管理。面對全球數字經濟出現分歧、治理局面日益復雜的形勢，中國需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舟共濟，為數字經濟全球發展勾畫“治理藍圖”，為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數字鴻溝問題擠壓“數字絲綢之路”發展空間。目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仍處于數字化轉型起步階段。受資源稟賦、宗教文化、地理區位等因素影響，沿線部分國家數字化基礎設施數量少、質量差、互聯網普及率處于較低水平，數字經濟服務尚未普及，難以在軟硬件層面形成有效的互聯互通。數字技術接入和應用的雙重“鴻溝”嚴重制約“數字絲綢之路”全面發展和成果共享。具有技術優勢的國家和地區的快速發展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地區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帶來更大的數字鴻溝，不利于共享數字經濟發展成果。

　　數據安全問題削弱“數字絲綢之路”共識基礎。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風險報告》，網絡攻擊、數據安全、數字權力的聚集和數字化不平等成為全球高發安全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推動“數字絲綢之路”建設中帶動海量數據流和信息流催生大量非傳統安全問題。目前關于網絡空間治理、隱私保護、數字知識產權相關法律法規立法程度不一、權責不明，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保障水平良莠不齊，數據泄露風險較高，給建立數據互通互聯帶來諸多安全方面的“信任危機”。隨著“一帶一路”倡議持續深化，沿線網絡數據既涵蓋國家機密，又涉及商業信息，對數據安全提出更高要求。

　　數字經濟霸權影響“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效率。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發展，互聯網影響到各國文化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對國家利益的追求和保護也延伸至網絡空間。雖然“數字絲綢之路”因其開放性、普惠性得到“一帶一路”國家廣泛響應和歡迎，但由于各國利益訴求不同，存在多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諸多數字領域經濟合作構想間的競爭。例如，近年來美國以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為由，將數十家中國企業與機構列入出口管制清單，就通信設備、集成電路、半導體等高技術領域發起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轉讓，在全方位壓制中國科技企業的同時，嘗試利用“替代性選擇”遏制“數字絲綢之路”的拓展，有可能導致與國際規則體系的脫節。

　　人才支撐不足阻礙“數字絲綢之路”高質量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數字化產業發展的人才支撐力度不足，缺乏能夠對外暢通交流與合作的復合型人才，這成為制約中國與中亞國家數字合作的瓶頸。例如，《數字哈薩克斯坦》國家規劃提出到2022年公共服務的電子化率達到80%，但由于哈薩克斯坦信息和通信技術專業人員嚴重不足，勢必影響該規劃的實施。據統計，2019年，烏茲別克斯坦信息通信技術專業人員在就業人口中所占比例為0.5%，遠低于歐盟3.7%的平均水平。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三國數字人才嚴重不足問題更加突出，大量民眾缺乏基本的網絡技能，亟須“數字掃盲”。這是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數字人才不足的縮影。一方面，一些國家數字化發展剛剛起步，各類大學培養數字人才的師資和水平有限；另一方面，數字人才期望進入私營企業獲得更高收入，不少人才更傾向于到俄羅斯或歐美等國工作。這不僅影響中國“數字絲綢之路”的發展廣度，更影響與沿線國家和地區數字領域的合作深度。

　　深化“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的路徑選擇

　　近年來，中國積極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起《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行動倡議》《“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倡議》《中國—東盟關于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金磚國家數字經濟伙伴關系框架》等一系列國際合作倡議。鑒于數字化的重要性和數字鴻溝的存在，國際上對加強數字化領域的國際合作凝聚起越來越多的共識。作為“一帶一路”框架下各國陸海互聯互通的有力補充，“數字絲綢之路”需要通過“硬”“軟”兩種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間的連接，密切經濟合作關系，構建數字治理體系。

　　強化“硬聯通”，建設絲路光纜大通道。“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要閃富，通網路”，這已成為中國“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基礎設施先行的鮮活表述。“硬聯通”包括光纜、蜂窩基站、大規模的互聯網和電信網絡建設等。要根據“一帶一路”倡議指導方針，繼續協同發展跨境海陸纜等資源，建設貫穿六大經濟走廊、連接“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和港口的信息通道，提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國際網絡連接能力，實現對基礎設施項目的共建共享共用和可持續建設運行。

　　促進規則標準會商與共識，提升“軟聯通”水平。在強化“硬聯通”的基礎上，“軟聯通”的建設也需同步推進，應結合各國實際國情和未來需要，制定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遵循和落實的規則標準，包括制定共同技術標準、建設智慧城市、搭建電子商務平臺、開發移動支付系統及其他數字經濟相關應用。中國在亞太地緣格局中處于中心位置，背倚亞歐大陸，面朝太平洋，兼具陸海大國的雙重優勢，具有成為信息樞紐的天然地緣優勢。要抓住機遇，全面提升網絡、平臺、節點能力，打造聯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信息轉接中心，提升中國在亞洲間、歐非與亞洲、亞洲與美洲的樞紐地位。

　　重視戰略對接，打造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有助于調動“數字絲綢之路”在資金、技術等資源的合理分配，促進各建設主體間的同舟共濟、關聯協同，提高相對弱勢國家的數字創新能力，協調各建設主體發展步伐，促進“數字絲綢之路”內在結構走向系統化。數字經濟在減少中間環節、降低交易成本、弱化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拓展經濟活動范圍并豐富了各類業態。據測算，到2023年中國51.3%的GDP將與數字經濟直接或間接產出相關，將中國數字紅利轉化為“一帶一路”區域紅利具有很大空間。共享數字紅利，推動形成數字經濟領域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需要不斷完善延續“數字絲綢之路”頂層設計和相關數字經濟倡議，以包容性理念保持對發展中經濟體、中小微企業的重點關注，有效對沖發達經濟體主導的數字經濟規則體系下弱勢群體所面臨的不公平秩序和不平等待遇。在合作過程中，應加強對當地網絡信息安全保障能力評估，增強數字合作風險意識、風險評估和管理，加強國家安全、個人數據、商業機密等方面保護。“數”以“治”為要，亟待以“數字絲綢之路”作為突破口構建數字經濟發展的規則框架，在國際數字治理規則制定中多方探索，主動貢獻“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