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客戶端訊（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劉胤衡 記者 韓飏 先藕潔）在電信詐騙犯罪的鏈條中，幫助行為逐漸成為極其重要的一環。

　　今年全國兩會，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指出，五年間，起訴非法買賣電話卡和銀行卡、幫助提款轉賬等犯罪從2018年137人增至2022年13萬人。

　　1月底，@嵐山法警 的一條短視頻在社交平臺獲得了70多萬點贊。

　　視頻里，一位20多歲、剛剛踏出校園的女生，被戴上手銬腳鐐、蒙著面送上了警車，她因為犯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以下簡稱“幫信罪”）而步入牢門。

　　這一場面給網友們以極大震撼，7萬條評論幾乎一致地詢問——“什么是幫信罪”？

　　起訴人數排第3的罪名，街采中只有1個人知道

　　“不清楚”“不了解”“這是什么？”……

　　兩會期間，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走上街頭，詢問多位青年是否了解幫信罪，也得到了幾乎清一色“不知道”的答復。

　　只有一位90后美發行業小哥告訴中青報·中青網，因為法治意識薄弱，“上大學時有同學做過這種事情”。

　　“電信網絡詐騙作為非接觸性、侵財犯罪日益呈現出鏈條化、組織化、跨境化、技術化等特點。”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孫謙說。

　　根據治理網絡危害行為的需要，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幫信罪這一罪名，具體規定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增設8年，幫信罪前期的判決量并不引人注意。2020年10月以來，公安部門統一開展“斷卡行動”，重點打擊為電信網絡犯罪提供銀行卡、手機卡的黑灰產業鏈犯罪。根據最高檢工作報告的數據，5年間，起訴非法買賣電話卡和銀行卡、幫助提款轉賬等犯罪從2018年的137人增至2022年的13萬人。2022年上半年，最高檢的數據顯示，幫信罪的犯罪嫌疑人以低學歷、低收入群體占多，初中以下學歷占66.3%、無固定職業的占52.4%。如今，幫信罪已成為起訴人數排名第三的罪名，僅次于危險駕駛罪、盜竊罪，也是發案率最高的信息網絡犯罪。

　　“決不允許網絡空間淪為法外之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強調，依法懲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加大全鏈條打擊力度。

　　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青年如何成為詐騙“遞刀人”

　　“他們負責我的食宿費用，還說會為我辦理100萬元的貸款。”2022年，26歲的張明（化名）因幫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兩個月，并處罰金1.5萬元，而這一切的起因只是因為詐騙集團的虛假諾言。

　　案發之前，張明擔任著10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東或監事。所有公司的注冊手續都由對方提供，他僅出示身份證并到場配合對方辦理。檢方發現，其中數家公司的賬戶涉嫌收取電信網絡犯罪錢款。

　　幫信罪的表現形式不止于非法買賣“兩卡”（銀行卡、手機卡）。一些學生因上當受騙，甚至會從受害者變成加害者。

　　最高檢工作報告中提到了這樣一個案例：8所院校57名學生跨省實習，誤入詐騙團伙，檢察機關依法不起訴或督促撤案，涉案學生均回歸正常學習生活。

　　孫謙表示，辦案過程中他們發現招聘、實習、兼職領域涉案問題較為突出，“有的招聘市場特別是網絡招聘平臺對招聘企業資質、發布招工信息等缺乏嚴格審查和管理，導致一些人因為這些違法招聘廣告，進入詐騙犯罪集團，危害十分嚴重。”

　　最高檢工作報告中稱，針對一些在校學生涉案，會同教育部發布典型案例，開展校園反詐，既防學生受害，也防受騙參與害人。對情節較輕或受騙、脅從參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的，從寬處理、教育為主。會同教育部開展校園反詐，發布典型案例，警示犯罪、關護學生。向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出第六號檢察建議，促進源頭整治網絡黑灰產業鏈。

　　如今，幫信罪的犯罪形式越來越高科技化，大學本科以上學歷、民營企業尤其是科技公司收入較高者涉罪人數持續增加，開發軟件、提供技術支持也成為了值得注意的犯罪行為。

　　“一些科技公司從業人員抱著‘賺快錢’‘炫耀能力’的想法，以‘技術中立’為擋箭牌，實則淪為犯罪的‘技術助攻’。”孫謙說，如今，網絡黑灰產滋生蔓延，犯罪分子在網上網下、境內境外相互配合，助推了電信網絡詐騙迭代升級。“一些犯罪人員通過非法出售、出租專業設備或工具，幫助上游犯罪實施。一些犯罪分子甚至會利用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對被害人進行精準‘畫像’，設計個性化的詐騙‘話術‘。”

　　代表委員熱議 前端治理對防犯罪更為重要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芭蕾舞團副團長朱妍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交了一份《關于避免IT青年成為涉詐APP“制刀者”的提案》。

　　“一些涉案人員明知他人可能利用App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仍接下業務參與研發涉詐App，以及進行后期運維等。此外，除團伙作案之外，也有技術開發人員私下‘接單’、參與關鍵環節，逐漸發展成從接單、開發到封裝、分發、售后的‘一條龍’灰色產業鏈，還有的技術人員被派往東南亞窩點管理運維服務器。”朱妍認為，要加強計算機IT類專業學生的法治教育、思政教育；從制度層面構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網絡環境；加強對App的監管力度，這樣才能將涉詐APP“制刀者”變為反詐“戰斗員”。

　　“法治意識淡薄是多數人觸犯幫信罪的重要原因。”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孫菲指出，許多涉案青年法治觀念不強，對此類行為可能觸犯刑法的認識不到位，對他人利用其銀行卡收取電信網絡犯罪錢款等行為采取默認、放任態度，“認為這種行為來錢快，自己也可以這樣做。”

　　“檢察機關聚焦案件高發群體、重點行業和問題突出區域，通過法治宣講、公開聽證、公開宣告送達等方式，加強以案釋法，強化警示教育。會同教育部門，持續深入開展“法治進校園”活動，提升在校學生法治意識。會同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用好典型案例，加大電信、金融、互聯網行業從業人員法治教育力度，提升職業素養和法治意識。”

　　孫謙認為，相較于后端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的打擊，前端的治理對于防范違法犯罪更為重要。“堅持預防為先，加強以案釋法，防止普通群眾淪為犯罪‘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