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來自高校的代表、委員從各自角度出發，闡述了自己心目中頂尖人才的“頂尖培養模式”是什么樣子的。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

　　對于創新教育模式，全國政協委員、同濟大學黨委書記方守恩認為，目前我國創新教育推進過程中尚存一些問題：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自成系統，二者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體系連貫性欠佳；各學段學校的創新素養教育和創新能力培養不足，基礎教育應試導向嚴重，重知識灌輸輕問題探究，高等教育偏重于技術應用，對學生的創新能力培養不夠；政策、機制等層面還未形成有利于創新教育的合力。

　　為此他建議，在大中小各學段貫通推進創新教育模式，統籌推進大中小學創新教育模式改革。通過鍛煉學生圍繞一個問題或項目，運用多學科知識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培養擁有科學素養和批判性思維的創新人才。

　　同時他還提出試點建設科技高中，探索大學與高中教育相銜接的新型人才貫通培養模式，超常規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在教育基礎條件比較好的區域，探索大學、地方政府和基礎教育系統三方共同設立科技高中或特色班，選拔對基礎學科有志趣、有天賦、有潛力的高中生學習相關專業與學科，甚至先修部分大學課程，培養學生思考與解決問題能力、探索學習能力、科技實踐能力、創意革新能力。

　　全國人大代表、復旦大學校長金力，全國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丁奎嶺和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梅兵，一致把目光放在了特殊潛質學生的“長鏈條培養模式”上。

　　金力認為，當前應發揮好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主力軍作用，全周期、全方位、個性化支持引導人才發展，讓資源跟著人才走。同時，探索拔尖人才培養改革，一方面讓“關鍵少數”發揮關鍵作用，保證戰略科學家、頂尖人才負責制落地見效；另一方面，要探索超常規、長鏈條、開放的未來頂尖人才培養模式。

　　梅兵也認為，我國應在守牢教育公平底線的基礎上，對具有某學科超常潛質的學生進行特殊培養，為他們開辟和暢通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培養的“綠色通道”，滿足科技創新所急所需。

　　“簡單地說，就是對于面向未來的拔尖人才培養，要從基礎教育抓起，以‘拔尖’育‘拔尖’。”丁奎嶺說，對整個教育體系來說，基礎教育是基礎研究的“底層基礎”，要持續提升基礎教育教師的培養層次，以拔尖的基礎教育教師培養未來的拔尖人才。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戴立益特別關心創新、自主和體系3個關鍵詞。用他的話說，歸根結底是創新人才如何發掘、如何培養、如何為其創造生存土壤的問題。

　　“這么多年實踐下來我們發現，針對那些在某方面特別有潛力的學生進行一體貫通式的特殊培養，是有道理的”。上海實驗學校的學生用10年時間讀完12年的課程，小學只讀4年。戴立益說，以目前來看，其探索比較成功。“像這樣的學制，我們是否還有再擴大試點或者突破的空間”。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華東理工大學能源化工過程智能制造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錢鋒從工科人才培養的小切口指出，工科領域的關鍵核心人才需要“創新模式”來培養。他在全國兩會上提交了《關于加快構建數字經濟時代卓越工程師培養模式與機制的提案》。

　　錢鋒說，我國高校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周期較長，高校對學科專業設置自由度不高，學科專業結構往往滯后于知識更新和實際需求，理論教學及工程實踐內容的前沿性仍有欠缺，無法適應數字經濟時代工程科技發展的新趨勢、新要求，無法滿足卓越工程師培養的需求。此外，高校各學科專業之間的壁壘阻礙了跨學科知識體系的建設與實施，教學資源在學科和專業之間缺少流動和共享。從高校的工程教學來看，工程實踐導向不足，培養模式單一化，產學研結合不夠緊密，無法支撐對復合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養。

　　“目前，高校教師多數是從學校到學校，工程實踐經驗和能力不足，工程教育仍存在較嚴重的工科‘理科化’現象。”錢鋒指出，工程教育領域“重科研、重論文、輕教學、輕實踐”等現象突出，高校現有的考核評價機制不利于建立跨學科的人才培養模式。

　　未來的工程學科，在錢鋒眼中應該是這樣的：工科生可以修讀“工科+人工智能/元宇宙”等雙學位、主輔修的課程，他們既要掌握工業生產、工藝、控制、裝備、研發、質檢等專業知識，也要了解物流、法律、環保、安全、項目管理等多學科知識。他們的導師應該是制造專業與信息技術領域跨學科的“雙導師”或“導師組”，讓學生有機會與不同專業的導師、校企導師等共同開展工程實踐問題的研究。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