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團廣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縣委在易地扶貧搬遷安置小區苗家小鎮、苗美社區開設青年之家“六點小課堂”，定期組織青年志愿者，為這里的青少年開展功課輔導、自護教育、科技小課堂等活動，豐富了這些隨遷青少年的課外生活，幫助他們更好地融入新的學習生活環境。

　　回想起那天傍晚的情景，吳芳還有點后怕。

　　那天，調皮的三年級男孩小奇打了另一個孩子。對方家長看到自己孩子被打，拿起棍子指著小奇，惡狠狠地威脅要揍他。幸好吳芳及時趕到，護住了小奇。

　　吳芳是貴州省貴陽市一家兒童中心的負責人。來兒童中心玩的孩子，基本都是流動兒童，也有人稱他們為“農民工隨遷子女”。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在省會貴陽打工，孩子們跟隨父母生活，擺脫了“留守兒童”的命運，卻又成為政府部門、社會學家、公益機構都高度關注的另一個群體——流動兒童。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超大城市的流動兒童群體及公共政策備受關注，相關研究比較充分。在更多普通城市，流動兒童的境遇同樣需要得到更多關注。貴陽作為中等規模城市，當地流動兒童的現狀或可作為一個觀察樣本。

　　打架是他們的溝通方式

　　2月中旬，貴陽濕冷的冬季還沒結束，兒童中心的空調吹著暖風，一股刺鼻的氣味愈發明顯。那是孩子們身上的氣味。

　　這個兒童中心所服務的孩子，大多隨父母租住在城中村。月租三四百元的房子沒有配套的衛生間，只有小小的公廁，有人形容，“連蹲下都困難”。浴室就更少了。

　　小奇是兒童中心眾多孩子中的一個。在兒童中心，他經常跟別的孩子打架，頗讓吳芳頭疼。

　　但吳芳又心疼他：小奇從小被親生母親拋棄，繼母經常打他。可想而知，在這種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打架就是他的溝通方式。

　　常來兒童中心的孩子中，小奇不是最特別的一個。

　　貴陽一家公益機構的負責人溫誠告訴記者，許多流動兒童的家庭環境非常復雜，父母離異的情況頗為常見。在最復雜的家庭里，配偶雙方可能都帶來上一次婚姻的子女，又生育新的子女，有的家庭多達七八個孩子。

　　有些孩子跟隨爺爺奶奶租住在貴陽，孩子父母遠在外省打工，爺爺奶奶在貴陽做些零工。這樣的孩子被稱為“二次留守兒童”。有時老人有事回趟老家，只留孩子獨自在貴陽。

　　在這樣的家庭中，年齡較大的孩子早早就要背起生活的重負。有的父母要求，大孩子要去兒童中心玩，必須帶著弟弟妹妹一起去，不然就要在家帶弟弟妹妹。吳芳對此有些無奈，兒童中心原本只接受上了小學的孩子，現在不得不承擔更多責任。有次一個幼兒園小朋友尿濕褲子，吳芳得一邊照應幾十個孩子，一邊幫這個孩子換褲子。

　　溫誠說，他所在的公益機構經常會來一些調皮的孩子，因此，對孩子要求嚴格的家長認為這里“壞孩子”太多，不允許自家孩子來；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家庭，可能會送孩子去上興趣班，也不會送來公益機構。

　　這些孩子的未來不能不讓人憂慮。

　　一位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檢察官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談到過類似現象：查辦涉未成年人案件時，不難發現，父母經常吵架或離異家庭的農民工隨遷子女，走上歧途的概率更高。更有甚者，有些觸犯刑法的孩子在附條件不起訴的考察期內，家長仍然常常失聯。

　　有些公益機構嘗試用藝術來引導孩子們，比如通過繪畫課程增加孩子的耐心。經過年復一年的“訓練”，孩子們從最初的“連半小時都坐不住”，到能耐心地用油畫棒涂滿一幅畫，還能發揮想象，讓畫面語言更豐富。

　　溫誠感覺，經過這樣用心陪伴的孩子，與人打交道會變得溫和一些，打架次數也會減少。

　　家長的缺席，讓他們早早當家

　　沉重的生活壓力、較低的文化水平，讓許多家長幾乎缺席了孩子的教育。

　　有段時間，一所民辦學校的語文老師盧璐注意到，班里一個女生連續幾天都上學遲到。這天早上，小女孩又沒來上學，盧璐給家長打電話，一直打不通。盧璐找到學生家里，發現父女倆都在呼呼大睡。父親抱歉地說，他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早上醒得也晚，沒法叫孩子起床。

　　一位民辦學校班主任告訴記者，班上很多孩子的父母都年輕、貪玩。有個學生告訴她，放了學，自己和父母各自抱著手機打游戲。書面作業，學生往往在學校就寫完了，而古詩背誦等口頭作業，很少有學生能夠完成，老師得在上課時間督促。

　　由于家長角色缺失，盧璐在孩子們身上看到了“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的早熟。

　　盧璐所在的這所民辦學校，絕大多數學生都是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她看來，這些孩子自理能力很強。高年級的孩子放學回家，要幫父母做飯、帶弟弟妹妹寫作業。如果家里用蜂窩煤爐，孩子們還要自己生火。有學者在調研中發現，有的流動兒童放學回家后還要幫父母一起做生意。

　　盧璐曾教過一個男孩，到男孩家里家訪時，這名資深語文教師只能想到“家徒四壁”這個詞：男孩家的床上只有簡單的鋪蓋，3個孩子擠在一張床上，爺爺睡在隔壁房間。家里除了床、爐灶、鍋碗瓢盆，幾乎沒有更多東西。這個孩子10歲才讀一年級，他不在學校吃午飯，每天中午都回家給弟弟妹妹做飯。

　　讓孩子多參加動手類活動，也成為一些公益機構幫助孩子的切入點，手工、農耕、烹飪等課程都很受孩子們歡迎。

　　在一所民辦學校的烘焙教室里，放著烤箱、長桌、可移動電視，食堂阿姨和接受過烘焙培訓的老師負責教孩子們。由于場地、經費有限，想參加的同學又很多，大家就“抓鬮”決定。四年級男生劉恒有些不好意思：“第四次才輪到我。”

　　在老師和食堂阿姨的指導下，幾個孩子分成一組，分別負責倒面、和面、揉面、烤制。劉恒喜歡揉面，他說自己很享受把面團揉成各種造型的過程。除了揉面，他還在團隊中負責“監督”烤餅干。生面坯送到烤箱后，劉恒會寸步不離地守在烤箱旁。每個孩子可以分到10塊親手烤制的蔓越莓餅干，劉恒給好朋友分一點，剩下的拿回去分享給爸爸、媽媽和姐姐。

　　貴陽有所民辦小學連續開了四五年烹飪課，孩子們做出的點心、月餅不僅自己吃，還拿出一部分賣出去。孩子們學著自己聯系買家、記賬、維護客戶。“雙減”政策落地之初，有教育專家來這所學校參觀，對豐富的課后活動驚嘆不已：“沒想到你們都做得這么成熟了！”

　　進入公立學校幾年后，流動兒童在成績和表現上和本地兒童無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一位民辦學校的老教師告訴記者，他過去的學生有的在上海或成都等地的知名高校讀了碩士、博士，讓他頗為自豪。在這名老教師所在的民辦初中，幾乎每年都有學生考上貴陽一中、觀山湖一中等當地優質高中。

　　溫誠曾為一個流動兒童發放過助學金，女孩家長伸出沾滿泥巴的粗糙雙手接過錢——夫妻倆在建筑工地當小工，收入不高。在溫誠看來，“那個女孩是個真正的學霸”。不少孩子靠上補習班來提升成績，但她從沒上過補習班，還考上本區一所不錯的公立高中。這個女孩還很喜歡讀書，閱讀面很廣。有一次，溫誠所在的公益機構舉辦贈書活動，孩子們可以去指定書店選一本書。女孩興奮地說：“太好了！又有書看了！”

　　但這樣的個案又實在屈指可數。

　　去年年初，貴陽市關停了大量民辦學校，流動兒童分流到公辦學校。少數保留下來的民辦學校，由政府購買服務。政府給學生提供學費補貼，學生只需要自付幾百元。對于分流到公辦學校的孩子，溫誠喜憂參半：公辦學校無疑各方面設施更完善、教師素質更高、課余活動也更豐富，但他又擔心孩子們會難以融入新的群體，或受到歧視。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人口流動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主任陳媛媛曾做過調研，2008年，上海中心城區關閉了所有的打工子弟學校，流動兒童全部轉入上海中心城區的公辦學校。那時流動兒童與本地兒童的差異很大。

　　但幾年后，陳媛媛團隊對上海11所公辦學校的調研發現：“在相同的學校里，流動兒童在學習成績、學校表現、擔任班干部情況、心理健康，或者是老師對學生的評價等方面，和本地兒童都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流動兒童教育有更長遠的意義

　　每次下班，吳芳總要一遍遍地“趕”孩子們回家。這天下班后，吳芳還得幫一個孩子買花種。學校要求帶花種，但這個孩子告訴吳芳，媽媽不給買，她想請吳芳幫忙。

　　孩子們很依戀兒童中心的志愿者，相比于經常不在家的父母，兒童中心成了他們最熟悉、最信任的地方。有時兒童中心不開門，還有孩子翻墻進來玩。

　　孩子們對愛的渴望，也在不經意時流露出來。

　　有次兒童中心上興趣課，一個調皮的男生搬了凳子坐在講臺上，年輕的志愿者老師每說一句話，他都大聲附和。老師制止了幾次，他都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那天課程結束后，這個讓人頭疼的男孩緊緊跟在志愿者們身后，懇求他們多待一會兒，或是帶自己一起走。

　　還有一個調皮的女生，總是嬉笑著要跟志愿者老師打鬧。上完課，年輕的女老師鎖了大門，她緊緊地抱著志愿者老師，不愿離開。

　　兒童中心一向人手緊缺，志愿者流動很頻繁。后來的課上，看到新來的志愿者，這個小學女生眼神茫然，她反復問：“老師，你會離開我們嗎？你會一直陪著我們嗎？”

　　與流動兒童群體接觸這么多年，溫誠也有深深的無力感。不少孩子家庭環境特殊，僅憑公益機構的力量，難以給他們帶來實質的改變。“只想給孩子們的童年留下一點快樂的回憶吧。”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建議，應該盡快修改義務教育法，在立法層面保障流動兒童在父母工作和居住地接受高中教育。

　　他建議，要進一步推進中央有關教育的財政轉移支付與人口流入地吸納外來人口落戶的數量、外來人口隨遷子女就讀數量掛鉤。督促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入，確保中小學教育逐步覆蓋外來人口的隨遷子女。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陸銘表示，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除了是一個教育問題外，實際上對于中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更加長遠的意義。

　　（應受訪者要求，吳芳、小奇、溫誠、盧璐、劉恒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雅娟 實習生 王蓮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