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昆明4月21日電 (記者 胡遠航)在全球化的當下，寫作也處于“地方”和“世界”的錯位中。我們該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處理“求同”與“存異”的問題？近日，中新網記者專訪著名當代詩人于堅，以一個作家的視角，探尋地方性和世界性的關系。

　　于堅，中國“第三代詩歌”代表性人物，出版詩集、文集40余本及攝影集等。作品被翻譯為俄、英、德、意、法、韓、日等近20種語言。曾獲魯迅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百花散文獎、十月文學獎、花城文學獎、上海文學獎、呂梁文學獎、第15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感受世界”亞非拉優秀文學作品評選第一名等。

　　于堅認為，“地方”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甚至是一種思維方式。地方就是故鄉，每個人都必然出生在一個故鄉。寫作是對地方、母語的某種回憶，關乎民族的語言、世界觀、歷史文化。世界開始于地方、地方性。全球化時代，文化的救贖必然來自地方、故鄉、鄉愁。

　　采訪實錄摘要如下：

　　談個人成長與家鄉：在云南，多元是種存在主義

　　記者：您出生于昆明、成長于昆明，還寫過《昆明記》。這本書頗受讀者歡迎，已經再版兩次。能和我們分享下您的成長經歷嗎？

　　于堅：我出生于上世紀50年代。本以為會像父母那樣，上學一直上到大學畢業。但16歲剛滿，我就被分到昆明北郊一家工廠當工人。后來的9年時間里，我當過鉚工、電焊工、搬運工、宣傳干事，也在農場干過，直到恢復高考才考入云南大學中文系。

　　我在昆明出生，在昆明成長、結婚、生子，也在這里讀書、寫作。可以說，我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昆明度過，是一個純粹的“老昆明”。

　　記者：您眼中的昆明是座怎樣的城市？

　　于堅：昆明是一個可以詩意棲居的地方，它使我成為一個詩人。

　　昆明首先是生活之城。生活、好在，在昆明是第一位的。在昆明，人會自然地慢下來。像我小時候居住的武成路、翠湖和華山西路這一帶，有茶館、書店、雜貨店、字畫店、咖啡館，還有挑夫、木匠、賣花姑娘、打更者，大家穿著各族服飾……年輕時，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在昆明的街道和小巷里漫游思考，想詩。至今依然。

　　昆明不是一個單一的地方，它既是現代的，也是古老的；既是樸素的，也是時髦的。我去過世界很多地方，都能令我記起昆明的味道。比如在巴黎，我會想起青年時代昆明金碧路的梧桐樹、南來盛咖啡館，還有昆明鋪子里賣的雞蛋糕、硬殼面包。

　　記者：除了寫昆明，您還寫了《建水記》，也走了云南很多地方。云南，對您又意味著什么？

　　于堅：云南是中國最神奇的地方之一，它的神奇不只在于有很多好地方，還在于自身的多樣性。云南有橫斷山脈、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等等，氣候、地理環境是垂直的、多樣的。每個地理單元中都生活著不同的民族，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古老的史詩，充滿神性。在很多地方同質化之后，云南還保留著強大的地方性。在這里，你越過一座高山到了另一個山區，可能人說話的方式、穿的衣服、烹調方式、歌舞都不一樣了。不少人以為云南是個很封閉落后的地方，其實云南一點都不封閉，百年前通車的滇越鐵路早就將云南打開了。這里是亞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在古代，來大理趕街的有印度人、緬甸人、吉普賽人……馬可波羅為什么能到云南漫游，因為這個地方不封閉。西南聯大更令昆明成為上世紀40年代中國的文化中心、知識中心。這在世界文化的版圖上是非常罕見的。

　　對于我們云南人而言，多樣化從不是紙上的概念，而是就在你的生活中，就是真切而自然的存在。費孝通講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在云南是一種天然的世界觀。

　　談詩歌創作：回歸日常，回歸源頭

　　記者：您最早開始創作是什么時候？

　　于堅：我在工廠的時候其實就開始寫詩了。那會，我們廠里有寫詩的、唱歌的、吹笛子的、畫畫的、學哲學的……那是一所自發的、秘密的藝術學校。工廠經常停電，我就讀書、寫詩。我寫愛情、生命、自然。

　　1980年，我考入云南大學中文系，和同學們創辦了銀杏文學社，大家在一起寫作、交流、切磋。

　　記者：《尚義街6號》《0檔案》等成名作出來后，大家稱呼您為先鋒派詩人，您如何看待？

　　于堅：上世紀80年代，并沒有“先鋒”這個詞，但詩壇已經注意到有一伙年輕人寫的詩和主流詩歌不一樣，在漢語中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拒絕隱喻，拒絕抒情，冷靜客觀地呈現存在者的存在。這是一種現象學式的寫作，在那個時候是非常前衛的。

　　我并未覺得自己先鋒。因為我都是在用漢語寫作，《詩經》的作者也是用這種語言寫作。在這一點上，我從來沒有先鋒過。早年和現在我處理漢語的方式是有變化的，寫作不能固步自封。早年先鋒派的時代，我的語言比較單一，強調口語，有比較鮮明的向度。現在，我對漢語的沉思更為寬闊、深厚，我想重建杜甫那種莊重、深沉、典雅的漢語。

　　記者：很多讀者認為您現在的創作回歸傳統了，您怎么看？

　　于堅：我的寫作其實源自青年時代對傳統文化的學習。我一開始是寫古體詩的，后來受魯迅影響，接觸了西方文學后發生變化，但和傳統的聯系只是沉入到水中、沒有斷裂。我很慶幸，我對古典文學的積累在小學這個記憶最為深厚的時候就已經完成。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我都是在用漢語寫作。我認為，我們對漢語的認識應更為寬闊些。可能很多人認為“五四運動”后，白話文的出現把古代漢語打入“冷宮”。但實際，古代漢語并沒有死去，而是依然“活”在我們的生活中。盡管漢語向實用傾斜，但依然承載著中國文化的“大道”。一個有力量的詩人，應該能夠處理全部語言；在現代語境里重新復活古老的“道”。我的野心是成為一個用白話文寫作的古典詩人。

　　隨著生命的成長，我對這種挑戰更有興趣。我一直認為，詩的必要性在于，當世界的一切都在更新換代的時候，詩依然守護著古老的價值、本源。

　　談地方性和世界性：有“地方”，才有真正的“世界”

　　記者：您談到您的詩歌實際是用昆明話寫的，但它們又受到多國讀者的喜愛。您如何看待寫作的“地方性”和“世界性”？

　　于堅：“地方”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還是一個文化概念，甚至是一種思維方式。地方就是故鄉，每個人都必然出生在一個故鄉。寫作是對地方、母語的某種回憶，關乎民族的語言、世界觀、歷史文化。世界開始于地方、地方性。全球化時代，文化的救贖必然來自地方、故鄉、鄉愁。任何作家的寫作都有一種地方性，因為你是用母語寫作的。母語是你的語言開始的地方，母語第一時間影響作家對待人生、世界、宇宙的方式。我的詩，內在聲音是一種昆明話的聲音。我其實是用漢字發表作品、用昆明話寫。昆明話是一種非常具有古代氣質的語言，有著一種低沉、緩慢還帶點自卑的調子，有很多今天已經消失了的聲音。

　　“地方性”和“世界性”并不沖突。漢語從不缺乏“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樣的世界性詩歌。沒有地方性的根基，世界性只是虛妄。在我看來，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普魯斯特、曹雪芹、李白、杜甫、喬伊斯……都首先是地方性的。李白的明月，首先升起在李白的地方，然后照亮世界。只有地方性，沒有照亮，這種地方性只是自戀。

　　記者：全球化的當下，我們該如何處理“求同”與“存異”的問題？

　　于堅：漢語是超越性的語言、德性的語言，不僅僅是一個交流工具。它使我們對全球化有著不一樣的想象。

　　我認為，在文化上“求同”，并非“當務之急”。中國文化之道，依然是“道可道，非常道”。寫作這件事，依然是阮籍、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王維、曹雪芹們做過的那件事。我們只需自然而然地寫，就像魚潛伏在自己的大海中那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