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乃和（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暨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

　　戰國時期上承夏商周下啟秦漢，變法與改制是這一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時代主題。戰國諸雄以富國強兵為目標進行的變法，在對三代禮樂制度的損益式繼承基礎上，實現了從封建貴族分權政治向中央集權體制的轉型，形成了中國上古區域集權式的國家治理新模式，為秦漢以降的大一統帝制國家治理提供了政治底本與制度基礎。

　　窮變通久：戰國變法是夏商周國家治理經驗的傳承與發展

　　戰國變法是對夏商周早期國家治理經驗的傳承。自三代開始，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總是在傳承歷史傳統的基礎之上進行制度創新。《論語·為政》中孔子對此總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夏商周這種“損益”式的制度繼承與創新進而成為戰國以后國家治理體系演進的基本特點。

　　以戰國時期列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官僚制中的考績制為例，其就可溯源至西周以政德為主要標準的考績貴族官員的冊命制，這種制度至遲在西周中前期已經出現并形成了部門科層化的“右告”制。如新見西周金文《（圖片①）盤》載：“唯四月初吉丁亥，王格于師爯父宮。圖片①曰：朕光尹周師右告（圖片①）于王，王賜（圖片①）佩、緇巿絲亢、金車、金（圖片②）。曰：用夙夕事。”銘文中出現的“器主曰+頌揚語+右者之名+右告”之冊命銘文體式，應與“右告”制成熟有關。所謂“右告”，即由受命者所在部門官長擔任的右者在引導其面見周王時，將受命者的過往業績報告給周王并進行冊命考績。“右告”制還見于《（圖片①）簋》：“唯十又一月既望丁亥，王格于康大室。（圖片①）曰：朕光尹周師右告（圖片①）于王，王又賜（圖片①）佩、緇巿朱亢。曰：用事。”又《衛簋》：“唯八月既生霸庚寅，王格于康大室。衛曰：朕光尹仲侃父右告衛于王，王賜衛佩、緇巿朱亢、金車、金（圖片②）。曰：用事。”這些“右告”類銘文與其他一百多篇西周冊命金文表明，戰國時期對官僚的考績制實濫觴于西周冊命制。《周易·系辭》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包括這種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在內的變易之道由此融入以《周易》為代表的中華原典文化理念之中，成為中國歷史不斷前進的動力源泉。其中，戰國變法正是夏商周三代以來國家治理文化“窮變通久”之典范。

　　戰國變法還是東周思想精英“救世”學說的政治實踐產物。劉向在其《戰國策》書錄中對戰國時代特征有如下描述：“道德大廢，上下失序……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并起。”針對這種周王室式微、“兵革不休”政教失序的局面，戰國思想精英紛紛提出未來國家治理的救世方案。誠如《莊子·天下》所言：“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道術將為天下裂。”戰國諸雄基于國家治理遇到的各種現實問題而革故鼎新，為了富國強兵以適應兼并戰爭的需要，自覺繼承傳統“窮則變”的治國經驗，尊賢養士，兼采諸家之說實行變法圖強，最終由施行商韓之法的秦國一統天下。

　　殊途同歸：戰國變法為政之道的幾種類型

　　戰國變法是列國采用不同學派理論進行的社會政治變革實踐。諸子在探究變法改制之道時，有著不同的思想與主張，堪稱百家爭鳴。太史公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史記·太史公自序》）緣于這種為政之道學理的不同，戰國變法也由此形成了幾種類型。

　　首先受到君主青睞的是素來被視為述古的儒家學派。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就在魯國進行了以“墮三都”為主要手段、旨在削弱私家“三桓”以加強魯國公室的改革，在東周以降“臣弒其君者有之”的動蕩局勢下開啟了強化君主集權的變法序章。其后，以“文學”著稱的孔子弟子子夏，居西河，為魏文侯師，舉薦李悝、吳起、段干木等賢才，取得了“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呂氏春秋·執一》）的改革成果。儒家的另一位大儒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他的仁政主張，曾受到滕文公的贊賞。但儒家重德貴禮的施政主張在戰國存亡之世難以實施，故荀子有言：“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荀子·正論》）但這也促使儒家學者在變法理論建構上更加精深，不斷發展孔子的華夏文化“損益”之論。《禮記·大傳》有“得與民變革者”與“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之比。《禮記》之《檀弓》《明堂位》諸篇則提出了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的天、地、人三統之論，成為后世朝代變革的重要理論支撐。

　　較之于儒家的“空言”，法家無疑是戰國變法舞臺上的主角。法家人物雖多有受教于儒家之經歷，但他們面對戰國時代的社會現實，走向了“法后王”的富國強兵之路。就法家內部派別而言，有三晉法家與齊法家之別。三晉法家以商鞅、申不害、慎到為代表。商鞅重“法”，認為法是“治之本”（《商君書·定分》），強調“法任而國治”（《慎法》）。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進行了以重耕戰為主要內容的“強秦”變法，收到了使“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戰國策·秦策三》）的顯著效果。申不害重“術”，“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韓非子·定法》），是君主管理大臣之術。他在韓昭侯支持下進行變法，獲得了“國治兵強”的成效。慎到則更重“勢”。“勢”者，君主之權位也，強調權力出于一孔。作為“不治而議論”（《田敬仲完世家》）的稷下先生，慎到并沒有把其理論應用到政治實踐中，但他的“勢”論無疑是戰國君主集權趨勢的反映。較之于三晉法家，齊法家受到更多道家思想的影響，也被稱為“道法家”。假托春秋管仲之名的《管子》，一定程度上保存了齊國稷下學中齊法家的思想，他們重視“道法”，《管子·法法》就認為“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國”。齊法家還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故有《牧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之論。受齊法家影響，齊威王、齊宣王的變法卓有成效。戰國末年的韓非是兩地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綜合了“法”“術”“勢”，并結合道家的道論，建立了一整套君主集權的理論，頗受秦始皇青睞，這套理論遂成為秦朝建立君主集權制度的主要理論基礎。

　　儒法兩家之外的其他諸子理論也影響了戰國變法的進程。如兼綜儒墨的禪讓理論便影響到燕王噲的變法，使他禪讓君位給賢者子之。但這一逆君主集權潮流之舉，引發了齊國伐燕。墨家理論在其他一些小國也實行過，《淮南子·人間訓》稱“代君為墨而殘”，成效甚微而已。諸子中的“實干家”如兵家、縱橫家等，更直接介入了戰國變法運動中，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齊威王重用孫臏等，都是典型表現。

　　凡此種種皆展現出在戰國諸侯爭霸之世，大國圖霸、小國圖存的努力，以諸子思想為理論基礎，變法之道雖各不相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君主集權的國家治理模式的建立。隨著統一之勢逐漸明朗，諸派思想家也為將來的統一作著理論準備。《周易·系辭傳下》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而《史記·太史公自序》稱諸子皆“務為治”，這便提供了不同思想相互融合的基礎。以《呂氏春秋》為代表的雜家，以陰陽家學說為基礎，糅合道、儒、法、墨、名、兵等諸家思想，雜取百家而又卓然自成一家，設計出一整套集權國家的制度藍圖，成為戰國變法理論的余緒。

　　帝制濫觴：戰國變法確立了集權式國家治理新模式

　　戰國變法使各諸侯國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以王權為中心的區域式集權國家治理模式，秦漢以降帝制國家的諸多制度都可在其中找到雛形。清末譚嗣同曾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究其事實，“秦政”并非始于大一統之秦朝，而是始于經過變法后建立了區域式集權國家的戰國七雄。

　　秦漢帝制國家治理兩大支柱之一的官僚制就確立于戰國變法，它改變了夏商周時期文武不分的卿將合一體制，形成了集權于君主的將相文武分途的職官體系。這時不僅有《荀子·王霸》“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的文官之長“相”，而且將軍開始作為武官之長，并在武官內部產生了等級劃分。如《史記·楚世家》言：“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余人。”其中大將軍、裨將軍等就是武官的不同等級。實際上，楚國的武官之長為柱國，太史公此言應是以中原列國情況作比擬。這種新型職官體系核心要點在于其管理制度。除了揚棄周代的“親親”與“故舊”而以功勞與德行為主選拔官員的仕進制外，對官員的新型考績與獎懲制實為其制度之要。《周禮》中提到的“日成”“月要”和“歲會”等考課之法，在戰國簡牘中已見規模。如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中多次提到了“省三歲比殿”，說明秦國對三年一度的考核非常重視。考課結果常影響到官員仕途，并按照律法予以懲罰。與這種獎懲體系相伴的是不同于西周“五等爵”體系的新型爵秩制度。商鞅變法建立的“二十等爵”體系，以軍功大小授爵等高低，以爵等高低決定“田宅、臣妾、衣服”等經濟待遇的多少。官員的待遇雖還部分帶有西周封建時代“授土授民”的遺風，但更多已是由君主給予“官人百吏”祿秩，各國變法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要變貴族的采邑封地為“官人百吏”的祿秩。齊、魏官吏所受俸祿皆以“鐘”計，秦、燕則用“石”，燕王噲變法時便收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信，令其改臣子之。這說明不僅代表官員權力的印信制度形成，而且與印信制度相互關聯的作為官僚體系運轉機制的文書行政模式也得以建立。“惟殷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多士》），商代已經存在以文書記錄政事的情況，經西周春秋到戰國，這種模式逐漸發展完善。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記載了一些縱橫家的上行文書，如“蘇秦使盛慶獻書于燕王章”便是蘇秦在回復燕王命令時形成的文書。

　　秦漢帝制國家治理的另一支柱則是郡縣制，它雖是不同于西周封建制的新型集權于中央的地方行政區劃，但其源頭仍可上溯至西周。西周《免簠》中便出現了作為行政區域的“鄭縣”。春秋時期楚、晉、齊、吳等國都設了縣。如《叔夷鐘》記齊國有“縣三百”。清華簡《越公其事》記勾踐“乃趣使人察省城市、邊縣小大遠邇之勼、落……乃命上會，王必親聽之。”可見越國也設立了縣。簡文中“上會”即上計，是由城市、邊縣的長官定期向越王呈上計文書，報告地方治理狀況。如此來看，伴隨著縣的建立，相關監察制也逐漸建立。郡制則出現在春秋時期。《左傳·哀公二年》載晉國趙簡子在討伐中行氏與范氏前，為鼓勵將士，言：“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這時還沒以郡統縣。戰國變法后，各國普遍實行郡縣制。以郡統縣的郡縣制度首先出現在三晉地區。《史記·秦本紀》記惠文君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于秦。《戰國策·齊策二》記秦攻趙，趙令樓緩“因以上黨二十四縣許秦”。燕、齊、楚、秦也建立了類似的郡縣制。如《史記·樂毅列傳》言樂毅伐齊，“下齊七十余城，皆為郡縣以屬燕”。據此推測，燕國全境應已經普遍建立了郡縣制。戰國時期，只有齊國沒有郡，但設有都邑制，齊國在全國設有五都，性質與其他國家的郡基本相同。秦國設郡雖較晚，約始于惠文王時，但秦在戰爭中每克新地便常置一郡，秦統一全國之后，地方行政區劃組織逐漸趨于一統，最終形成了以郡統縣的格局。

　　總之，通過戰國變法與改制，周秦之際區域集權式的國家治理新模式得以形成，這使得戰國時期成為從夏商周貴族分權政治邁向中央集權體制的關鍵期，為秦漢以降以皇帝為首的中央集權式體制奠定了基礎，實開中國古代帝制國家治理體系之先河。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中國歷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中國禮制文化與國家治理研究”〔22VLS00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