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在匈牙利莫拉·弗朗茨博物館開幕的上海博物館“百物看中國”系列文物藝術出境大展的首展“不朽的玉甲——中國漢代文物精品展”，通過111件/組玉器、漆器、陶器、青銅器、印章、石刻、錢幣、畫像石等多門類漢代精品文物，向海外觀眾展示了中國漢代的歷史畫卷和生活場景。開幕當天博物館開放至晚上12時，吸引近萬名觀眾排隊購票參觀。被選入此次首展的精品文物，通俗易懂地向海外觀眾講述著2000多年前中國人的經(jīng)濟文化和生活方式。

　　上海博物館所藏的靡嬰買地玉券堪稱最神秘的一件文物。這件買地券為碧玉質(zhì)，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唯一一件玉質(zhì)買地券，兩面皆陰刻銘文，大意是公元81年，靡嬰購得墓地，并注明墓地四方廣幅及見證人。

　　據(jù)悉，買地券是古代以地契形式置于墓中的隨葬品，相當于買下墓地的憑證，但這一憑證是用于冥間的證明，也是敬告土地神靈以免受干擾的通報文書。銘文中的賣家和見證人皆為亡人，土地面積、價格則是虛擬的。這種方式源于西漢，盛于東漢。

　　靡嬰買地玉券據(jù)傳出自山西忻州，曾為著名金石學家端方所藏，著錄于《陶齋藏石記》《希古樓金石萃編》《蒿里遺珍》《地券征存》《衡齋金石識小錄》等。據(jù)悉，目前已知出土及傳世的東漢買地券真品共有十余件。墓主靡嬰至少是當時富庶平民，不過其生平、買地玉券使用方式和在當時禮制中的地位還有待日后更多發(fā)現(xiàn)和研究。

　　另一件玉器四靈紋玉勝則讓人一窺當時中國人高超的雕刻工藝和精美的造型藝術。這是一件白玉鏤空雕刻的頭飾：上端是朱雀，下方則是外形由龜蛇相交的玄武，隔柱兩側分別雕有蒼龍和白虎，是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象征圖騰，被稱為“四靈紋”。兩隔柱前后則陰刻“長宜子孫，延壽萬年”八個篆字。據(jù)悉，“勝”被傳為西王母標志性頭飾，漢代人因崇拜西王母而流行戴“勝”，寓意辟邪壓勝、追求長生。

　　高約60厘米的漢彩繪陶女俑則讓人看到當時人們的“時裝”。這一拱手肅立的女俑，足蹬平頭履，身著深衣，腰系束帶，交領右衽，領口很低，露出里衣的衣領，共有三重衣。

　　據(jù)悉，深衣是漢代最普遍的服飾，上衣下裳相連，款式多樣，從王公貴族到平民百姓均適用，且裁剪方便、工藝成熟。盡管深衣在魏、晉之后不再流行，但在一些研究者看來，從魏晉時期的大袖長衫到明代的補服，都被視為這種上衣下裳相連的深衣的發(fā)展演變，甚至近現(xiàn)代的旗袍、當代的連衣裙以及日本的和服、韓國的韓服，都受深衣形制啟示。

　　另一件綠釉陶烤爐則讓人了解當時人們飲食的習慣。這件烤爐深腹平底，底部是長方形漏灰孔，以四足支撐。爐上架有兩枚烤簽，簽上各置有四只蟬。這件烤爐由荷蘭收藏家倪漢克捐贈給上海博物館，陜西歷史博物館藏有一件形制與樣式幾乎一樣的文物。

　　據(jù)悉，漢代烹飪技法除了蒸、煮、煎等方式，燒烤也頗為流行，漢代畫像石上常出現(xiàn)燒烤畫面，如山東諸城涼臺漢墓出土的“庖廚”畫像，就有廚師在方形烤爐前烤肉串的形象。除去常規(guī)的肉類炙烤，漢代也有烤蟬、食蟬的習慣。曹植在《蟬賦》中曾寫到“委厥體于膳夫，歸炎炭而就燔”。

　　此外，展覽上還展出了漢代的“工作證”——銅印。其中一枚銅印上有凸起的“平陵”，文字是易于辨識的隸書。平陵是漢武帝劉徹的小兒子、漢昭帝劉弗陵的帝陵。據(jù)悉，古代鑄造并頒發(fā)印章作為身份標識有嚴格的制度，印章本身不用來蓋，而是證明身份時出示印章表明身份所屬。

　　比如同時展出的“渭陵園令”銅印，就是漢元帝渭陵園主官所用的官印。渭陵園令雖掌管帝陵，身份特殊，但官位品階不高，所以用的官印僅飾以瓦鈕。

　　而另一件“茂陵尉印”則是一方石印。茂陵即漢武帝的陵園，“尉”是軍尉，因職能不同可以細分為多種，功能接近今天的部隊和警察。而茂陵尉掌管的應是茂陵的安全，“茂陵尉印”就是長官所用官印。不過此印為石質(zhì)，可能是“臨時證”。不過其印面文字端莊，被許多中國篆刻愛好者奉為西漢印文的經(jīng)典。

　　而漢代真正用來蓋的印章，則通常是封泥，類似歐洲的火漆。此次展出的“長陵丞印”封泥，長陵是漢高祖的陵園，“丞”是古代各官署的副職，“長陵丞”就是協(xié)助管理長陵運行的副官，這枚封泥就是長陵丞行使職權時留下的遺存。

　　“百物看中國”系列文物藝術出境大展是上海博物館首個文化“走出去”品牌，為何選擇匈牙利成為首展地？上海博物館館長褚曉波表示，匈牙利是最早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之一，又是“一帶一路”上重要合作伙伴，希望更好地促進中匈、中歐文明互鑒與人民友誼。

　　據(jù)悉，此次展覽選擇漢代為主題，是因為絲綢之路開辟于漢代，成為中國與周邊國家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而漢代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明中都留下深刻印記，成為中華文明綿延數(shù)千年賡續(xù)不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