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的證券集體訴訟分為普通代表人訴訟和特別代表人訴訟。前者采取明示加入，后者為由投資者保護機構提起的代表人訴訟，采取“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模式，代表性廣泛，省略了投資者主動登記的環節，程序便捷，也體現了對重大、影響惡劣案件的兜底保護。

　　_______________

　　一起證券糾紛案正進入“普通代表人訴訟”和“特別代表人訴訟”的選擇和轉換階段。7月19日，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投服中心”）公開征集50名以上（含50名）投資者授權委托，申請參加澤達易盛案普通代表人訴訟，并申請轉換特別代表人訴訟。

　　同日，上海金融法院發布《澤達易盛案代表人訴訟權利登記公告》。這意味著，如果法院決定轉換成立（由普通代表人訴訟轉換成特別代表人訴訟），A股將迎來第二起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該案也是科創板首批欺詐發行案件之一。

　　“未來該起案件一旦進入特別代表人訴訟程序，將會對保護澤達易盛案件受害的中小投資者權益起到關鍵作用。”上海上正恒泰律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及律師、投服中心證券訴訟案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委員程曉鳴介紹，在民事責任方面，結合投服中心發布的公告與當前訴訟進展情況，該案轉換為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可能性很大。

　　特別代表人訴訟啟動后，適格投資人都將按照“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原則由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訴訟代表人參加訴訟。除明確向法院表示不參加該訴訟的，都默認成為案件原告，分享訴訟“成果”。該原則大幅降低了投資者的維權成本和訴訟風險，能夠一攬子解決民事賠償問題，有助于妥善快速化解群體性糾紛。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看門人”的保薦機構東興證券也被證監會立案調查。東興證券此前公告稱，其為澤達易盛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并在科創板上市的保薦機構、主承銷商、持續督導機構。業內人士表示，這也意味著，全面注冊制實施以來，保薦機構“只薦不保”的現象或將得到遏制。

　　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

　　今年4月28日，上海金融法院受理了12名投資者共同起訴澤達易盛及其高管人員、中介機構（券商、會計師事務所和律所）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一案。原告投資者共同訴稱：被告澤達易盛于2020年6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上市。2022年5月12日，澤達易盛公告稱，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

　　中國證監會對澤達易盛及其相關人員下達的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澤達易盛在證券發行文件中隱瞞重要違法事實、編造重大虛假內容，屬于欺詐發行、財務造假，并在2020年年度報告、2021年年度報告中虛假記載、重大遺漏。

　　這家成立于2013年的企業，最早專注于食品、藥品流通領域的信息化，曾被相關證券研究機構稱為“中藥智能制造龍頭”。據證監會統計，2016年至2021年，澤達易盛累計虛增營收5.61億元，虛增利潤約3億元。

　　“該案涉及到‘普通代表人訴訟’和‘特別代表人訴訟’的轉換，即多數人以集體決策的方式，以一個原告的身份，針對同一個侵權行為，來提起訴訟獲得法律訴訟的救濟結果，即多對一或者多對多的模式，在海外稱之為‘集團訴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投服中心持股行權專家委員會委員鄧峰說，代表人（集團）訴訟在之前的學界研究中被呼吁多年，新修訂的證券法在虛假陳述等證券民事賠償領域施行，是一個難得的制度嘗試。

　　鄧峰提及的新證券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該法第九十五條明確了證券侵權領域的代表人訴訟制度，該條第三款對特別代表人訴訟進行了專門規定：“投資者保護機構受50名以上投資者委托，可以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并為經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確認的權利人依照前款規定向人民法院登記，但投資者明確表示不愿意參加該訴訟的除外。”

　　對此，程曉鳴結合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7月31日頒布施行的司法解釋即《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定》說，我國沒有簡單照搬有些國家“集團訴訟”的模式。

　　他分析說，中國版的證券集體訴訟分為普通代表人訴訟和特別代表人訴訟。“前者采取明示加入，這一安排符合中國證券集體訴訟尚處于初期探索階段，投資者、律師和法官集體訴訟實踐經驗缺乏的國情。而后者為由投資者保護機構提起的代表人訴訟，采取‘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模式，代表性廣泛，省略了投資者主動登記的環節，程序便捷，也體現了對重大、影響惡劣案件的兜底保護。”

　　“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具有‘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的特征，大幅降低了投資者的維權成本和訴訟風險。”在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資深顧問、上海仲裁委員會仲裁員黃江東看來，保護投資者是證券監管的重要目的之一，除嚴厲追究相關人員責任震懾市場外，為受損投資者提供充分的救濟途徑，填補投資者損失亦是重要工作。

　　投資者保護更需專業服務

　　眼下，投服中心正就澤達易盛案公開征集投資者授權委托，截止時間為7月26日24點。該案也是科創板首批欺詐發行案件之一。

　　“欺詐發行案件的出現會影響公眾投資者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真實性的質疑，尤其是股票發行注冊制減少證券監管部門對企業發行上市的實質干預后，適用注冊制發行上市的公司的證券違規行為可能打擊投資者對注冊制改革的信心，這將對市場造成惡劣影響。”在黃江東看來，注冊制打開企業發行上市入水口的同時，嚴厲打擊欺詐發行、財務造假等行為是維護“池水”清澈，凈化市場生態的重要保障。

　　“妥善處理好在試點注冊制下出現的首批欺詐發行案件對于全面注冊制平穩啟航更具重要意義。”黃江東說。

　　實際上，2019年修訂的證券法生效實施已有3年時間，新舊法的銜接已基本完成，但作為新證券法制度修訂最大亮點之一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卻僅有康美藥業案一起案例。業內人士表示，澤達易盛案再次適用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也將為法院、投保機構、證券監管部門等各方積累更多特別代表人訴訟案件處理經驗，推動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的常態化，更好地維護投資者利益。

　　“投資者保護機構所能取得的集團訴訟中的‘代表權’優先，應當轉換成為能力上、制度上的優先。”在鄧峰看來，法定的投資者保護機構，更容易獲得分散的、被假定為對法律、司法過程并沒有那么熟悉的投資者，以及司法裁判者的信任。“但是這種規則上的信任，應當通過有效的司法過程的介入、參與，通過實際的、有效的‘代表’活動，來加以實際地實現，成為真正的信任。”

　　他說，之前的成功經驗并不能替代本案乃至后續的案件，這種能力、專業性和值得信賴和信任的特性，應當成為投資者保護機構始終關注的重點。

　　包括本案中的投服中心在內，目前共有兩家投資者保護機構享有發起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專屬權利，還有一家為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

　　“特別代表人訴訟對證券監管部門、人民法院以及投保機構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黃江東認為，對于投保機構而言，其應當謹慎選擇案件，重點關注違法事實清楚、案涉受損投資者眾多、典型重大有示范意義的案件。

　　在鄧峰看來，即使專業的投資者保護機構，也面臨著程序執行上的具體挑戰。他說，透明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解釋，是獲得“被代表人”信任的根本途徑。“投資者保護機構提供專業服務，應當站在投資者的集體利益基礎之上，而不是自身作為一個法定機構，或是站在個別潛在股東的利益基礎之上。”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朱彩云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