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國最成功的商人？每個人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將視線投入到中國遼闊的歷史中，晉商和徽商肯定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這兩地的商人同是經商求財，所拜的財神卻不是一位。

　　晉商拜關公，徽商拜朱熹。

　　雖然心中的財神不是一位，卻是一條殊途同歸的求財路。

　　晉商和徽商相繼興起于明代中葉，時有“北晉南徽”之說。晉商以地緣關系為基礎，徽商以血緣宗族關系為基礎；晉商推崇關羽，徽商信奉朱熹。那么，這兩個同一時期興起的商幫，為何會有如此差異？

　　道中華：晉商和徽商作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兩大商幫，是如何興起的？各自主營的領域是什么？

　　王晉麗：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逐步形成，晉商在這一時期興起，主要經營鹽鐵，同時還兼有糧食、棉布、棉花、絲綢、茶葉、絨貨、顏料、煤炭、木材、煙草等商品貿易。

　　清中后期，晉商在全國商品市場大顯身手，票號也應運而生。山西省平遙縣龍躍村人雷履泰于道光三年(1823年)創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此后，平遙陸續出現了20余家票號，這些票號在全國各地設有500余個分號，涉及70余個城鎮，北至包頭、張家口，西至迪化(今烏魯木齊)、涼州(今甘肅武威)，南至香港，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金融網絡，“匯通天下”。正因如此，梁啟超稱頌山西票號“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

　　徽州糧食產量不足，也沒有得天獨厚的茶葉和木材生產條件，徽州人便多外出經商謀出路。至明代中葉，徽商形成了鹽、典(當)、茶、木等四大主營行業。

　　鹽在古代由官方控制，民間不允許制造和銷售食鹽，販賣私鹽是重罪。至朱元璋制定“開中法”，允許民間用糧食換官方食鹽。當然，開中法也有種種不便，商人需先去北部邊疆納糧，然后再去鹽場支鹽，來回奔波，成本較高。

　　明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進行鹽政改革，提出了用“開中折色制”代替了“開中法”的做法，史稱“葉淇變法”。至此，商人不用再到北部邊疆用糧食換鹽票，在內地就可以到鹽運司用銀兩換取鹽票。徽商離北部邊疆距離遙遠，原本在“開中法”下銷售食鹽不占優勢，但由于“葉淇變法”，讓原本的劣勢不復存在，徽商因此快速發展。

　　然而，至明萬歷后期，戰爭連年不斷，徽商也因此遭受重創。

　　清中葉，全國市場相對繁榮，徽商憑著“徽駱駝”的精神，不辭辛苦外出經商，又重新發展壯大起來。

　　道中華：晉商避親舉鄉，而徽商以血緣和宗族關系為基礎；晉商推崇關羽，而徽商信奉朱熹，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差異？

　　王晉麗：晉商的商幫治理采取“東伙制”，即讓有能力、有經驗的掌柜掌控經營權、決策權，股東只負責資本投入，其用人核心是避親舉鄉，因此聚集了大批精明能干、實在可靠的同鄉來經營管理。

　　此外，晉商制定了嚴格的“號規”，如號內伙計不得打架斗毆，不得撥弄是非，必須聽從指揮；禁止結伙營私；掌柜等高級人員一律不準攜帶家眷，伙計等不準在營地結婚，戒嫖戒毒；不得向掌柜或財東送禮；不得在掌柜或財東家攀談閑坐；每三年可回家探親一次等。晉商對違規被辭退的員工，也有很多懲戒機制，即被一家辭退后，其他晉商也不再錄用，使得商幫成員不敢輕易做出違規之事。

　　徽地受朱子理學影響，宗族意識濃厚，宗族制度固化成為徽州人的日常行為規范。徽商外出經商，宗族倫理是其主要約束手段。

　　唐宋以來，關羽的“忠義”越來越被推崇，加封的謚號也越來越多。僅宋徽宗就先后加封關公為“忠惠公”“崇寧真君”“武安王”“義勇武安王”等，關公的地位達到極致，民間稱其為關帝、關帝爺、關夫子、關圣帝君、協天大帝等。

　　與關公同鄉的晉商，便把關公作為保護神和精神偶像來膜拜，并據此塑造了其商業倫理中最基本的內核，即以義取利，以誠取勝，追求“利”要以“義”為前提，不做有悖于義的事情。因此，“義”也成為了晉商的代名詞。

　　徽州則是宋代理學家朱熹的故里，自稱“新安朱熹”的朱子數次回鄉探親并在此講學，其所倡導的“理”和“禮”對徽商的商業秩序及個人修養產生了很大影響。朱熹的理學思想是一種實用性的理學精神，顛覆了傳統文化中的輕商觀念，為儒、商結合提供了理論支撐。

　　朱熹認為“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徽商謹遵朱熹教義，不以功利為急，而以仁義為天，“財自道生，利緣義取”，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不失“仁風”，表現出商人的儒雅。

　　朱熹的禮學，徽人爭相學習，徽商自不待言。徽商供奉朱子像，把大儒朱熹奉為神明，在經商之余，朱子之書不離左右。

　　道中華：無論是晉商還是徽商，很多人獲利致富后都回報家鄉，救濟鄉鄰、修路架橋、興辦義學。晉商和徽商背后有著怎樣共通的商業文化？

　　王晉麗：晉商和徽商的輝煌程度在同一時期不相上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在義利面前，一定是“見利思義”，這與傳統儒家“義利觀”息息相關。

　　商業倫理中的義利取舍，主要指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的關系問題。儒家重義輕利，并不是只注重義而忽視利，而是在義與利處于對立狀態的時候，強調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即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要以義為準繩，不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

　　晉商注重“以義制利”，即面對“義利”沖突，更為徹底明確地強調“義”；徽商注重“以義求利”，即在追求利的同時不忘義。徽商和晉商雖在經營管理方式上有差異，但從根本上來說，儒家的“義利觀”是兩者共同的價值取向，而這也正是中華商道獨特的智慧所在。

　　(受訪者簡介：王晉麗，中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道中華微信公眾號 班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