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萬晴川（三江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明中葉以后，以文統武的軍政機制基本確立，軍事指揮、銓選、糾察之權逐漸掌握在各級文臣手中。于是，一些武將“不嫻弓馬干戈”，而“人思務文”；而隨著國家多事，文人也留心邊事，因而形成“武將好文”“文人尚武”的社會風尚，“縉紳大夫好言軍旅，而介胄之士則托文藝以為名高”（葉春及《程鑒俞大猷傳論》）。從而造成一些武將不務正業、腐儒紙上談兵以及文武不和等致命后果，但也促進了文臣武將之間的互補，并由此產生了一個規模較大的武將詩人群體，為歷代之最，成員涵蓋從都督到百戶各級武官，且有父子、兄弟詩人，他們的詩歌成就不容忽視，并有重要的現代價值。

　　家國情懷與詩史品格。嘉靖以來，很多名將皆與陽明弟子游并入室王門。如俞大猷、戚繼光、鄧子龍分別師事唐順之、錢德洪、羅洪先，萬表與錢德洪、王畿、羅洪先和唐順之等友善。他們的思想和文學觀念普遍受到陽明心學和唐宋派的影響，其詩作表現出鮮明的忠君愛國思想和拯世情懷。萬表體弱多病，常年在家養疴，但當東南沿海倭亂肆虐，便力疾就道，“但持三尺息兵機”，率僧兵與倭寇大戰于蘇州楊涇橋。激戰中流矢，但他毫不介意，以詩贈子道：“裹瘡終報國，先世總忠英?！奔尉溉吣辏?558年）七月，俞大猷因胡宗憲諉罪系獄，后經好友錦衣衛指揮陸炳救出，令立功塞上。俞大猷毫不掛懷自己所受的冤屈，急盼帶病“手斬樓蘭上首功”“掃清俺答塵”。楊西洲南征，俞大猷以血袍相贈，“忠孝連袍付與君”，希望他將忠君愛國的精神傳遞下去。鄧子龍早年即立下“揚帆收拾千江紅”的雄心壯志。嘉靖末年隨軍抗倭，表示“南倭不滅扶桑東，男兒豈掛天山弓？”萬歷年間，緬甸犯云南，在援滇行軍途中，他揮筆作《渡盤江吟》，誓言不辱使命，“愿系莽首報功成”。他曾再三強調，自己征戰沙場，是為捍衛國家尊嚴和百姓安寧，不為博取功名利祿，“直須搗洗黎民恨，掛劍功成一羽衣”；也不為封妻蔭子，“丈夫生世間，豈為兒女謀？”在援朝戰爭中，鄧子龍年逾七十，猶奮勇殺敵，為國捐軀。戚繼光的詩中也常出現“孤忠”二字，格外照眼。他早年即立下“男兒鐵石志，總是報君心”的豪情壯志。在掃平倭寇后，隆慶元年（1567年）十一月，戚繼光移鎮薊門，又誓言“丹心誓地天”，“直欲搗祁連”。

　　武將們還心系百姓疾苦。寧德城經過倭寇的數次洗劫，收復后已成廢墟，戚繼光無限悲憤地寫道：“廢屋梁空無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碑攣y后百姓生活安定下來，恢復生產，他又由衷喜悅道：“亂后遺黎始卜家，春深相與事桑麻?！奔尉付四辏?549年），海南黎族那燕由于不堪朝廷壓榨，發動暴動，朝廷派兵圍剿，黎民被殺者五千余人。萬表作《閔黎三首》，憤怒譴責官軍殺良冒功，“虎兕來，猶可奔，狼師一來人無存。”俞大猷忠君報國和拯濟蒼生的初心始終未改，“生民疾苦每屬心”。出身社會底層的鄧子龍，更是對民生疾苦有切身感受，“四海蒼生苦困多，何須臥此乾坤老？”他為戰爭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而錐心：“孤懸村落絕煙火，扛抬堡驛窮膏脂。壯士傷心肉食裂，何為可樂稱雍熙？”祈愿盡快結束戰爭，“何年罷征戰？民免竭膏脂?！被瘎槔?，“龍池凈洗橫磨劍，天北天南愿太平”。

　　很多武將都參加或指揮過晚明時期的一些重大戰役，他們以詩記事，堪稱詩史。如萬表、俞大猷、戚繼光寫有不少抗倭詩，尤其是鄧子龍，他的經歷非常豐富，先后參與剿滅倭寇、海盜和山賊，抗擊侵略等重大戰事，幾乎都有詩記述，如《爬江血戰》記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鄧子龍在英德參加爬江血戰，因奸人妒功，他身負重傷，血透戰袍，鏖戰自日出至午時。《東海血戰》寫隆慶三年（1569年），數量占優的明軍在與?？茉系膽鸲分袚p兵折將，輜重盡失，鄧子龍臨危受命，指揮激戰，取得全殲敵寇、生擒寇首的重大勝利，但主將卻將功勞記在其子名下。鄧子龍曾在云南兩次參加對緬反擊戰，《姚關班師宿保場》寫攻克姚關凱旋，《再搗耿馬老巢三尖山班師》寫搗取三尖山班師，等等。明中期以來，受困于北虜南倭，戚繼光等有識之士認為，明之大患是北虜。北疆經過譚綸、戚繼光和俞大猷十幾年的經營，基本已穩定下來，但隨著譚、俞謝世，戚徙嶺南，士氣受到打擊，邊境形勢急轉直下。陳第曾跟隨戚繼光出守古北，居薊鎮十年，他的《送戚都護》《燒荒行》等詩，圍繞著譚、戚鎮薊前后面貌的敘寫，表達了對朝廷政策的不滿及對邊境安全的憂慮。崇禎年間，張可大出任登萊總兵，他的《書邊事四首》表現出對明軍沈陽之敗的深沉憂思。上述詩作，對豐富和補充歷史記載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

　　真氣淋漓與英雄本色。復古派在當時有著巨大影響，但有些武將詩人不為所囿，如陳第《論詩》云“應世須唐律，報懷漫自題”，意謂書寫個人情懷的詩可以突破唐律的束縛。萬表的《聞海警有感二十首》、陳第的《燒荒行》等詩夾敘夾議，則顯然是宋詩的風格。

　　唐順之主張為文須“皆自胸中流出”“開口見喉嚨”“如真見其面目”。他和羅洪先晚年都受到“擊壤體”的影響，“率意信口，不調不格”。萬表在《重題王孝子卷》中說：“不假雕琢，而自然成文，斯天下之至文也”。他的詩真摯感人，如寫夫妻之情的《寄內》，抒懷鄉之思的《不寐》，敘朋友之誼的《夜坐寶叔塔與周訥溪掌科話別》，痛女婿之死的《哭婿吳子旬二首》，無不直書心跡，真情淋漓，十分動人。俞大猷也主張“欲寫心中無限事，不論工拙不論多。”鄧子龍《橫戈集序》稱自己的詩是“口頭俗句”，他的詩明白如話，而又想象瑰麗，感情豐富，真實自然。金植《不下帶編》中稱他們的詩“皆倉卒矢口，匪學而能”。

　　俞大猷豪宕自雄，其詩氣勢宏偉，力拔千鈞。梁章鉅稱其詩“有拔山挽河之概”。俞大猷歡喜在詩中寫“劍”，在現存詩中有三分之一有“劍”字，營造出一種磅礴氣勢。他的海戰詩尤具價值，是邊塞詩的新變，如《舟師》寫海霧剛散，明軍戰艦出擊，獵獵海風吹動戰旗，海水中火光搖動，戰歌嘹亮，氣勢如虹，夕陽西下時，勇士們凱旋。《與尹推府》寫在驚濤駭浪之中，戰士們鎮定自若，談笑間敵人灰飛煙滅。《四庫全書總目》評戚繼光“詩亦伉健，近燕趙之音?！逼堇^光的鷹揚之氣體現為鏗鏘激越、格調昂揚的“燕趙之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至三十一年（1552年）之間，戚繼光初出茅廬，戍守戰略重鎮薊鎮。他作《部兵戍薊》云：“叱馬過幽州，橫行北海頭。朔風喧露鼓，飛電激蛇矛。奮臂千山振，英聲百戰留。天威揚萬里，不必侈封侯。”《秋日》《撫松亭》《薊門雨霽》等詩，都表現出詩人斗志昂揚，渴望建功報國，警告敵人不要輕舉妄動。隆慶六年（1572年）九月，兵部右侍郎汪道昆視察薊遼保定邊務，檢閱部隊，戚繼光作《湯泉大閱》，全詩潑染出一幅厲兵秣馬、氣壯山河的雄偉畫卷。戚繼光的詩通過朔風、飛電、嘶馬、長鯨、紫電、青虹等詞語，組成宏大意象，格調昂揚，有穿云裂石之聲，體現出帝國的雄風威嚴和作者崇高的愛國精神。由于受到張居正的牽連，戚繼光遭到言官猛烈攻訐，先是調為廣東總兵，不久又奪俸褫職，悒悒以卒。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惋惜道：“生平方略，欲自見于西北者，十未展其一二，故其詩多感激用壯、抑塞僨張之詞。君子讀而悲其志焉?！逼堇^光晚年的詩風變為沉郁悲壯，兼有幽咽感憤之作。如《讀〈孤憤集〉》通過為胡宗憲鳴冤，抒發自己“為文法吏所阨，不獲行其志”的孤憤。《登石門驛新城望寨》寫由于“百舌”進讒，自己壯志難酬?！兜潜P山絕頂》詩：“霜角一聲草木哀，云頭對起石門開。朔風虜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玄戈銷殺氣，未妨白發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比姳瘔蚜芾?，雄渾蒼涼，王士禎《香祖筆記》評曰“見英雄本色，有文士所不能道者”。

　　鄧子龍的詩更有一種強大的勢能，他的詩矢口而出，直抒胸臆，洋溢著慷慨赴敵，救民于水火的雄杰之氣。無論是登山臨水還是行軍打仗，莫不如此。如《登塔口占》：“挾山不足勇，登塔豈為勞。人言毛骨聳，我覺眼睛高。江山如圖畫，冠蓋若鴻毛。欲寫不平事，將此作揮毫?！薄哆^大庾山》想象自己高擎寶塔，按著山頭，為它挽起雙髻；山中老猿敬獻兵書秘籍，詩人信心倍增，他登山長嘯，使百蠻心驚膽戰。全詩語言淺俗，氣勢磅礴，設想奇特?！度f松嶺風雨催軍行》寫道：“應憐西事懸民瘼，長呼鐵甲燈前著。三程兩程晝夜行，千山萬山風雨惡。不妨鼓角地中來，自有將軍天上落。百戰烽塵社稷安，一怒乾坤星斗錯。歸來烹象飲天河，何代英雄無衛霍?！边尺屣L云，不愧英雄之詩！周光斗《橫戈集序》云：“今讀將軍詩，英風飆起，浩氣橫流，慷慨悲歌，聲猶在耳！”吳名鳳《橫戈集序》稱其詩“粗豪而激烈之中自有真氣，氣既勇往直前，詩亦豪蕩自喜”。鄧子龍還作有大量山水詩，而與唐代以來王維、韋應物等詩人建立的山水詩傳統迥異，奇思妙想，雄麗奇瑰，氣吞山河。如《游廬山天池寺和羅念庵先生韻》寫廬山瀑布像戰鼓擂響，《游寧州南山寺》寫橫斜水面的虬枝使龍王心驚，《朝天洞》寫以馬鞭驅使怪石朝天，寄胸襟抱負于山水之間，在歷代山水詩中別具一格。

　　一些學唐的武將詩人，也間有佳作。如王世貞稱張元凱的詩“有沈深劌刻之思”，其《西苑宮詞二十四首》蘊藉含蓄，深得風人之旨。《漁父》寫由漁夫捕魚，聯想到宦途風波之險?！端骶印吩啤案抑^閉門深避世，亦知門外有波瀾”，描摹出明末黨爭生態下的官員心態。開國功臣李文忠之后李言恭，王世懋論其詩風有三變，“年少氣盛，有觸易形，意恒在多；既乃檢括為深沉之思，稍稍縱其性靈，時復悠然之思”。他的詩抒發性情，風格柔婉而有韻致，湯顯祖云其“有清寒之色”。百戶陳鶴的詩“飄宕悽惋”。參將余承恩的《望忠州》情景如畫，含蘊委婉，頗似后來王士禎的神韻詩。邱坦的詩也是風神婉麗，其他如張懋忠《送王冏伯》、杜文煥《過天寧寺訪朗公禪師步望之韻》、李元昭《送周虛巖歸吳》、張通《游西林庵》等，皆頗得摩詰神髓，韻味悠長，意在言外。

　　一些文臣通過與武將的交往，特別是經歷戰火洗禮之后，其文學觀念和創作風格也發生了很大轉變。如七子中的宗臣、吳國倫，早年文學創作題材狹窄，詩格纖弱。但自到福建為官，指揮軍民抗倭后，詩文內容從模擬轉為寫實，風格也由纖弱變為沉郁。唐宋派的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等，皆以不同方式參與抗倭，他們的詩文創作也由早期的內容空洞、堆砌辭藻而變為具有剛健的文人風骨和厚重的歷史感。

　　由上所述，晚明武將好文、文臣尚武的風習對詩歌理論和創作都產生了深刻影響。晚明武將的詩歌創作，既受惠于陽明心學和唐宋派，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他們的弊端，洋溢著建功立業、報效祖國的激情，格局宏大，卓然獨立，而以前文學史只言復古派、唐宋派和公安派等，這是應予糾正的。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