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燦

　　“最早的中國”概念的提出及在考古學界的爭訟

　　近年來，“最早的中國”是考古學界使用較為頻繁且爭議較大的語匯。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考古學者對“最早的中國”關注的角度和使用的標準差異明顯。目前對應考古資料，中國考古學界對“最早的中國”概念的理解仍存在較大分歧。比如，孫慶偉先生認為，從何尊銘文“宅茲中國”出發，追溯“最早的中國”，必須回歸到政治和文化層面來思考，必須圍繞中原華夏文明這個核心來探討。所謂“最早的中國”，實際上就是中原華夏文明的最早凸顯。黃帝及其部落的誕生代表了華夏文明的最初自覺，標志著“中國”觀念的萌芽，是真正意義上的“最早的中國”。張國碩先生則認為，探討何為“最早的中國”，應具備位于黃河流域、進入早期國家、文化地位占據優勢等三項基本條件。綜上可知，“最早的中國”基本是由考古學者提出、使用并在考古學界長期聚訟不止。考古學者對“最早的中國”關注的角度和使用的標準頗為懸殊，所以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各不相同。

　　盡管迄今考古學者對“最早的中國”的理解千差萬別，但絕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最早的中國”在古代文獻所記被稱為“天下之中”的河洛一帶。黃帝及其部落的誕生，或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尚未建立起中國歷史上嚴格意義上的早期國家，尚未步入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所說的文明時代，顯然都不能稱為“最早的中國”。在部落聯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夏商共主政體制國家，國家的制度中仍保留有濃厚的部落聯盟制殘余，國家形態和結構形式呈現出明顯的原始性、松散性，并非土廣民眾的廣域王權國家，因而很難視為政治地理學視閾下的“最早的中國”。西周王朝的建立，通過對四土、四方持續大規模的軍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大批封建，開拓出了空前廣袤的疆域，初步奠定了中國古代統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礎。西周時期，民族融合空前加速，為漢民族的前身，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周人的積極倡導并長期實踐的“德”的觀念及影響周人政治、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禮樂文明，構成孔子仁禮學說的重要源頭，并匯入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西周王朝才可以稱得上政治地理學、民族學視閾和文化中國意義上的“最早的中國”。

　　河洛一帶是“最早的中國”的中心區域

　　盡管迄今為止，考古學者對“最早的中國”的理解，千差萬別，但頗可值得注意的，除了何駑先生以陶寺遺址為“最初的中國”及孫慶偉先生以“黃帝部落的誕生”是真正意義上的“最早的中國”的觀點外，其他學者無論將“最早的中國”解釋為廟底溝時代，抑或是二里頭文明及何尊所記西周王朝初年的都邑，但以上地點則均在古代文獻所記被稱為“天下之中”的河洛一帶。

　　迄今為止，河洛一帶在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發揮著其他區域無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已基本上成為目前歷史學界、考古學界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考古資料表明，迄龍山時期，中原地區已逐步成為中國史前文化的核心區。在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向一體演進過程中，中原地區日漸發揮著在中華文明中的核心作用，并由此推動了中華文明逐步形成一體化結構和整體統一性特點。

　　中國文明形成和早期國家建立后，偃師二里頭、尸鄉溝和成周洛邑所在河洛一帶曾長期是夏、商、周三個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和水陸交通樞紐之地。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明確寫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伊洛地區為夏代的中心區域，不僅見于文獻記載，也從考古學上得到了二里頭文化和二里頭遺址有說服力的印證。從夏到周，從西周時期青銅器何尊銘文“宅茲中國，自之乂民”及《逸周書·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史記·周本紀》所記洛邑“乃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等記載，可以確知，西周初期，河洛一帶已經逐漸成為西周王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和政治地理意義上的“天下之中”、由此可見，絕大多數考古學者將河洛一帶視為“最早的中國”的中心區域，是頗有一定的道理的。

　　據《國語·鄭語》記載，一直到西周末年鄭國東遷前夕，史伯縱論天下形勢，仍以成周為天下中心，在廣大的四方，則散布著經過分封的“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之國和蠻、荊、戎、狄等族類，形成了華夏與戎狄雜居相處的局面。但《詩經·大雅·民勞》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公羊傳·僖公四年》說：“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顯然，隨著民族融合的進一步加強與華夏民族共同體范圍不斷擴大，東周時期的“中國”的范圍也不斷發生變化，但在古代文獻中，“中國”與“四方”相對，與“南夷”“北狄”相互，顯然，此時的中國仍然指周王朝的政治、軍事中心和華夏族相對集中的中原地區。總之，考古學者較為普遍地將“最早的中國”確定在河洛一帶，是有一定說服力的歷史依據的。

　　西周王朝是多重意義上的“最早的中國”

　　學術界對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研究，由來已久。近年來考古學家提出了進入文明社會的新的標準，即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盡管迄今中國學術界尚未有對文明的標志一致的答案，但學者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贊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的論斷，認為國家的出現是文明形成的標志。既然如此，黃帝及其部落的誕生，或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正處于人類學上所說的氏族部落階段，或者考古學上所說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或即蘇秉琦先生所說的“古國”時代或滿天星斗時代，既然該階段尚未建立起中國歷史上嚴格意義上的早期國家，尚未步入考古學家、歷史學家所說的文明時代，無論任何的文化圈或文化相互作用圈，顯然都不能稱為“最早的中國”。

　　夏商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有別于酋邦、古國的兩個早期國家。夏商時期中國歷史已經步入文明時代，是無可爭議的。然而，在部落聯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夏商共主政體制國家，文獻和卜辭中仍僅僅稱作夏邑、大邑商。《尚書·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史記·殷本紀》則說：“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在古代人們心目中，夏邑亦即夏國，所以《國語·周語上》說：“伊洛竭而夏亡。”夏商時期，政局常處于不穩定狀態，政治中心遷徙頻繁。張衡《西京賦》說“殷人屢遷，前八后五”“不常厥土”，《尚書·盤庚》篇也謂其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顯然，在古代人們看來，商邑就等同于商邦，所以武王伐紂，牧野一戰，周人攻克殷都而商朝滅亡。正因為夏商國家的制度中仍保留有濃厚的部落聯盟制殘余，所以夏商時期的國家形態和結構形式呈現出明顯的原始性、松散性。由于地廣人稀，國土狹小，夏后氏、商王仍只是王國維先生所說的諸侯之長，而非諸侯之君。夏后氏、商王對于天下方國能夠行使的權力非常有限，且極不穩定。諸如考古學家認為，二里頭文化的核心類的二里頭類型，是以夏族為主體的夏王國的文化遺存。東下馮、楊莊、下王岡和牛角崗類型，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共同體，但地方類型和核心類型的政治關系，到底緊密到什么程度，我們無從探究。顯然，夏商均非某些考古學者所稱土廣民眾的廣域王權國家，因而很難視為政治地理學視閾下的“最早的中國”。

　　西周王朝的建立，通過對四土、四方持續大規模的軍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大批封建，開拓出了空前廣袤的疆域。特別是對燕、齊、魯、晉、吳等諸侯國的封建，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長遠眼光。周人在西土的基礎上，大體上控制了北自燕山以南，東部濱海，南至江淮地區的大片國土，從而初步奠定了中國古代統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礎。王國維先生稱“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通過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影響，周人牢牢地控制了千里邦畿和遼闊的四土、四方，并在此背景下，初步孕育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朦朧的天下一統觀念。在周人對千里邦畿和四土、四方有效行使政治、經濟、軍事等國家主權的同時，以夏、商、周為主體的族群在與周邊各族頻繁的政治、軍事、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過程中，以中原地區所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為舞臺，滲透混融，增殖裂變，民族融合空前加速，為漢民族的前身，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周初政治家在對四土、四方進行控制和管理的過程中，不斷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明德慎罰”，建立起維護西周時期各級等級秩序的禮樂制度。周人積極倡導并長期實踐的“德”的觀念及影響周人政治、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禮樂文明，構成孔子仁禮學說的重要源頭，并匯入數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綜上可知，西周王朝才可以稱得上政治地理學、民族學視閾和文化中國意義上的“最早的中國”。

　　（作者為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