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曉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高質量推進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作為指導理念的“兩山論”“美麗中國”和“清潔美麗世界”，以及作為戰略安排的主體功能區規劃、科學布局“三生空間”（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和統籌國土空間資源的高水平利用等，集中體現了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空間規劃，對建立健全現代環境治理體系有著重要理論和實踐意義。

　　11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的意見》《關于加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的指導意見》等多份文件，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建設美麗中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要錨定2035年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持續深入推進污染防治攻堅，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守牢安全底線，健全保障體系，推動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從空間規劃的角度來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有助于“錨定2035年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和“推動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

　　堅持“兩山論”的有機統一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征之一，強調“必須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兩山論”同時蘊含了時空并存的辯證思維、和諧共生的總體思維和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指引并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

　　習近平總書記用“兩山”形象地比喻“生態空間”和“經濟發展空間”，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人和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這就要求我們既要以歷史思維“著眼于大生態、大環境，著眼于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中華民族的未來”，也要“從系統工程和全局角度尋求新的治理之道”“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通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協同推進，匯聚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合力，以生態空間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助力實現“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關注的生產發展、生活富裕和生態良好的有機統一，“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傳遞的責任意識、大國形象和治理擔當，以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描繪的生態空間愿景。

　　樹立生態文明建設的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

　　“生命共同體”理念同樣蘊含著豐富的空間內容。如果說“生命”代表了一定時間跨度的話，“共同體”則強調不同生命在同一空間交匯點上的和諧狀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林和草，這個生命共同體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

　　理解生態問題要立足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高度，牢固樹立生態文明建設的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既要深刻領會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蘊含的人民情懷、文化情懷、生態情懷、民族情懷、天下情懷，也要全面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共生共榮與人類福祉的辯證關系，堅持生態惠民、生態利民、生態為民，讓人民群眾在健康宜居的生活環境中切實體會到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與此同時，“生命共同體”理念對于拓展生態治理的空間邊界，打造“美麗中國”建設和“清潔美麗世界”建設的互動格局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只有將生態文明建設看作一個包容開放的系統工程，堅持以多邊主義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凝聚最大共識，摒棄以鄰為壑、單打獨斗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才能真正將構建地球美好家園的合作愿景落到實處。

　　提升生態空間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科學化時代化的治理策略是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有效依托。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生態文明的頂層設計，堅定不移地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強調在合理分配空間資源、協調空間秩序以及尊重空間復雜性的基礎上，著力提升生態空間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為構建綠色、均衡、低碳和可持續的生態空間格局提供了方法論依據。根據不同的工作側重，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首先，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主體功能區配套政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完善國土空間規劃，落實好主體功能區戰略，明確生態紅線，加快形成自然保護地體系，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在空間上對經濟社會活動進行合理限定。”所謂主體功能區，是指以結構優化、集約開發以及陸海統籌為原則，按照開發方式、內容和層級的不同而形成的空間形態劃分。其目的在于通過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解決國土資源開發過程中的綜合考慮不足、地域功能單一化或差異機制缺失等問題。

　　其次，針對粗放型發展模式已經破壞的生態空間及其修復工作而言，要始終牢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促進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囑托，通過科學布局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即“三生空間”），實現空間結構優化和動態平衡，既要看到“三生空間”相互依存又彼此獨立的辯證關系，也要從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和規范主體實踐活動等方面入手，完善空間規劃體系、明晰空間開發管制的權責劃分，特別是基本農田、生態保護、城鎮開發的空間管控邊界，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空間格局。

　　最后，將“社會-生態”要素的耦合機制納入生態空間修復的制度安排，在充分考慮主體功能區環境承載能力的基礎上，注重從人地關系和諧與民生福祉的需求側出發，探索因時、因地制宜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空間配置模式，以生態空間修復帶動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協同發展，助力地方性環境修復轉向全區域、多尺度的生態空間塑造。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都市馬克思主義’空間批判理論研究”（22CKS013）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列斐伏爾的空間批判理論及其當代效應研究”（20YJC720005）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