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兵（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

　　在先秦儒家中，從孔子到荀子，中間歷經的兩百多年時間，正好處于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時代”的高潮期。此時，一方面各諸侯國之間的兼并統一戰爭愈演愈烈；另一方面，由于農業、商業和交通的發展，各諸侯國在經濟上的相互聯系已相當密切乃至彼此依賴。在這樣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天下的統一既有了物質條件，又有了強大的民意基礎。而各諸侯國出于富國強兵甚或兼并他國一統天下的現實政治需要，紛紛延攬大量的文士以滿足治國與攻伐的智謀需求，于是諸子及其學說也就有了足夠廣闊的社會政治舞臺。其時，“隨著過去單純的明確的秩序的崩潰，隨著過去宗族共同體的逐漸瓦解，隨著血緣解體后人際關系的日趨復雜，社會秩序成了人們關心的問題”。因此，諸子百家基本上就是以結束分裂割據局面、重建社會秩序為理論建構的目的。譬如道家的“道法自然”“無為而治”、法家的“法”“術”“勢”、墨家的“兼愛”與“非攻”、孔孟的仁政與德治，以及荀子的隆禮重法，等等，無不是如此。

　　而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一種以倫理為基點和中心的倫理型政治哲學，其倫理原則與政治原則是相融相通的。倫理型政治也即王道政治，其特點是任德不任力，依仁不依霸，強調以德服人，以仁、禮治天下。這種倫理本位的政治思想產生于人類主體意識和民本觀念的覺醒。中國從夏、殷到周，人的思想意識從尊天、尊神逐步發展到尊人，治國理念也從重刑罰、輕仁德逐步向輕刑罰、重仁德發展。如《禮記·表記》所指出的，“夏道尊命”，教人敬畏天命；“殷人尊神”，教人尊崇神靈而相對輕視禮樂；“周道尊禮尚施”，教人以禮，導人以德。周代社會文明已具有了較強的人文理性精神，仁德意識明顯提高，統治者尤為重視以德治國。西周初期，輔助周成王攝政的周公旦便總結前代治國的經驗教訓，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他認為，統治者要治理好國家，就“不可不敬德”，唯有“疾敬德”，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成為有德之主，并將“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以己之德勸民懷德，才能化成天下，使社會和諧平治，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周公旦還制禮作樂，建置了體現這種德治精神的新的禮樂制度，以之作為“敬德保民”的輔助手段。

　　最早系統地將倫理與政治融為一體的則是孔子。孔子深入總結了夏、殷、周三代的治國思想和經驗，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思想。在《論語》中，孔子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只要施行德政，就自然可以遠者來近者親，受到全天下的擁護。而且，孔子還將施政的過程與統治者的德行修養完全結合起來。其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當“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時，孔子亦指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因此，他鄭重告誡季康子，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孔子看來，統治者的個人德性在為政中是至關重要的，統治者只有具備了仁德，貫徹忠恕之道，才有資格為政，才會受到民眾的誠心擁戴。孔子的仁政精神在《大學》《中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如《中庸》有載：“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這“九經”既是政治原則，也是倫理原則。

　　到了孟子，則為仁政找到了自然善的人性依據，從人的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感入手，將儒家的倫理政治內化為人心的自覺選擇。孟子明確提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人天然性善，生而即有“惻隱”等四端之心。所以，“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而能否真正貫徹仁政是國家政權存亡興衰的根本，因此，《孟子》有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倫理道德把握著政治的生命，這是儒家的共識。

　　儒家發展到戰國后期的荀子，關于天下統一與秩序重建的思路則出現了一個大的轉折。荀子援法入禮，強調“隆禮至法則國有常”“治之經，禮與刑”，主張治國之道在于禮法并用，以禮為“治之始”，法為“治之端”，兼采儒法兩家。但荀子禮治思想的核心要素仍然是倫理，他以禮為“法之大分”“類之綱紀”，將律法規范（“法”）納入道德規范（“禮”）之下，顯然只是使儒家政治思想有了制度化的表征，而非有意削弱其倫理色彩。荀子思想的現實主義品格決定了他對先秦儒家思孟一派強調人之善性發掘的理想化思路的揚棄。他基于“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的人性認識而融合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基于儒家倫理至上的德性主義精神傳統而堅持禮樂的象征意味及其對社會的垂范警示意義，以及理性的自我調節對人類行為的控制能力，并以之消解律法制約對人的情感與道德的漠視。因此，儒家的倫理型政治思想到了荀子這里，可以說是作了一個博采眾家之長的總結并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對后世的政治思想及形態產生了重要影響。

　　大體說來，先秦儒家政治思想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衍化流變，但均具有如下一以貫之的理論特征：

　　一、人（民）本主義。如孔子的“仁者，愛人”，孟子的“仁也者，人也”以及荀子的“禮以順人心為本”等，都體現了儒家“人本”意識的逐步覺醒，由此亦引發了孔子、孟子、荀子三人在政治生活中對“以民為本”思想的重視和宣揚。其最典型的則如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的“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等重民輕君的說法。

　　二、實用理性。儒家立論以“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為本，盡管難以立竿見影，但其注重現實事功的實用理性色彩仍較鮮明。如孔子、孟子的仁政與德治雖然較為理想化，但都是針對社會現實展開的理性思辨，而荀子更是典型的“政治實用主義”，其人性思想以及隆禮重法的政治制度設計等就彰顯出這一特點。

　　三、政德與私德的統一。儒家的政治思想是通過個體的道德修養、道德教化等表現和貫徹實施的，譬如孔子、孟子對政治生活中“愛人”之“仁”的崇尚，孟子強調人性之善的發掘對政治管理與教化的作用，荀子主張“化性起偽”，注重對個體“禮義”德性的崇尚與追求，都體現出了政治倫理與道德建設的融會貫通。

　　《光明日報》（2024年01月1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