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西方學者提出“贊米亞”學說，用描述東南亞山區的地理學術語言，將中國云南、貴州、廣西等地說成是抗拒現代性而有意逃避國家統治的區域。

　　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的《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一書，以所謂“國家效應”的視角，虛構了一個包括東南亞及中國西南高山地帶在內的地域概念——“贊米亞”(Zomia)。作者認為，在歷史上，許多人主動選擇逃離國家統治，使這些高山地帶成為“非國家空間”。

　　Zomia實際上是半藏緬語半拉丁化的組合詞，“zo”是藏緬語中“山”的意思；“mi”是“人”的意思，它和漢語的“民、氓”都是同源詞；ia則是拉丁語中的名詞詞尾，Zomia就是“山地人的區域”。

　　事實上，中國西南地區自秦漢以來一直處于中原王朝的治理之下，華夏文明從未在這一區域式微或間斷過。用建構的單一概念來框范這一區域，雖說“精心”，卻與中國西南邊疆民族發展的歷史事實不符。

　　早在先秦文獻中，西南區域就已屬“九州”之列。公元前279年，楚頃襄王派將領莊蹻率軍通過黔中郡向西南征服夜郎國，直到今滇池一帶。黔中郡后被秦一度攻占，前277年秦派蜀郡守張若再度攻取黔中郡和巫郡。翌年，楚不甘心失敗，又調集東部兵力收復黔中郡部分地區，重新立郡以對付秦國。因黔中郡的反復爭奪，莊蹻歸路不暢，便“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史記·西南夷列傳》)融入了當地民族中。

　　2012年8至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地處湘西南邊陲的托口水電站庫區大塘嶺墓群該庫區考古遺址進行了第二次大規模搶救性發掘。此前湖南境內已發現的楚墓，最西只到同處懷化地區的洪江市黔城鎮，距此次發掘的托口鎮直線距離有20公里。

　　雖然此次發掘點只是向西推進了20公里，但黔城鎮位于沅水干流，而托口鎮在沅水上游，且處于支流的位置上，意義更為特殊，為“莊蹻入滇”的真實性及其路徑提供了證據。

　　戰國時期“莊蹻入滇”增進了內地與西南邊地的文化交流。西漢在“西南夷”設置郡縣，標志著中國的西南疆域已涵蓋整個云貴高原。最近，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大量漢代封泥、簡牘，并發現大型建筑、道路的基址。其中的行政、司法簡牘內容與封泥相互印證，表明西漢已對云南邊疆行使治權。

　　漢武帝建元初，番陽縣令唐蒙至夜郎，勸說夜郎及其周邊小邑接受漢派官員。唐蒙回報后，朝廷在此設了犍為郡并派工兵開通從僰到牂柯江的道路。司馬相如也進言“西夷邛、筰可置郡”，朝廷“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西南夷”。自此漢廷在那里設置了一個都尉，十個縣，劃歸蜀郡。

　　公元3世紀，中原三國鼎立。此間對西南政治影響最大的事件是蜀漢政權(公元221～263年)的建立與諸葛亮的南征。公元225年，諸葛亮率軍南征，削平地方豪強大姓勢力，平定南中，此地正是東漢永昌郡地，蜀國在此地的治理也以寬穩為先。明人楊慎在《滇載記》中說：“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于是始有姓氏。”

　　魏晉時期，以云貴高原為主體的中國西南疆域進一步拓展，其南部邊界與交趾、撣國等藩屬國相連。唐宋時期西南疆域的范圍更廣，包括南詔、大理控制的區域，其外緣已延伸到當時的驃國、浡泥、占城、安南等藩屬國。明清時期，朝廷不斷推進改土歸流，中原移民數量激增，西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與中原地區的融合大大加深。縱觀中國歷史，西南地區一直是中國疆域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南地區與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發展趨勢，始終是歷史主線，并隨著歷史發展不斷鞏固和加深。

　　所謂“贊米亞”學說充斥著強烈的二元對立色彩，過于絕對化。該學說將中央與邊緣、谷地與山地、定耕與游耕、壓迫與自由、文明與野蠻、統合與逃避進行二元對立表述，似乎山地環境下的一切都與國家形成鮮明對比。認為“贊米亞”地區是地方族群逃避國家統治的“庇護所”，這就使其只觀察到山區族群逃避、反抗的一面，把山區族群與谷底國家分割討論，并將二者的關系簡化成強烈的二元對立性質。

　　實際上，山區族群與國家及其在地方統治的代理者之間并非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擁有復雜乃至不可分割的多樣互動關聯。中原或中央王朝的治理對西南地區山地人群流動造成的深刻影響。隨著中原或中央王朝對西南邊疆統治的不斷深入，各個區域逐漸被串連成一個集合體，并生成一個個區域政治中心，成為山地、壩區各類人群頻繁交流和聯系的重要平臺。與之相伴，區域內部的交往交流交融也隨之加強。這不僅沒有造成山地人群的大規模逃離，反而使其從邊緣群體變為王朝國家的重要組成。與此同時，中原移民的不斷進入也使西南地區得到較大程度開發。在社會動蕩時期，流動、遷徙是山地人群的一種生存策略，但流動方向并不是單純向外逃離，更多的是向內流動，形成從邊緣到中心的向心式發展趨勢，也就是文獻中所說的“向化”。此外，西南地區的不同族群之間始終存在不可分割的關聯。西南邊疆族群的歷史發展進程表明，“高地”與“低地”二者存在著廣泛且復雜的經濟文化互動，包括貿易、賦稅、通婚、宗教等。由此可見，中國西南邊疆地區“低地社會”與“山地社會”之間，并不是統治與被統治、控制與被控制的單向度關系，而是相互交換、合作的關系。中央王朝的治理活動與區域多元文化共存，使西南地區政治與社會深入接觸和交融，形成多元族群聚合的社會結構。

　　從長時段看，中國西南邊疆的歷史應該是國家與地方、國家與社會互動共生的歷史。不斷的互動消融了區域之間的差異性，使得西南邊疆與內地聯結成一個牢不可分的整體。我們應當認真審視“贊米亞學說”的理論框架和話語體系，對其合理性內容給予客觀審視，并對其片面性或錯誤認識作出必要的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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