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立彬、劉博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經濟學院）

　　經過多年經濟增長，中國的要素稟賦結構已經比較均衡。2022年，中國勞動力、資本和研發占世界比重分別為22.96%、28%和16%，與幾十年前相比，以要素稟賦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已經較難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原因。但是與此同時，中國也逐漸形成了新的國情，可以支撐其在高質量發展階段，讓分工本身成為新的比較優勢來源。

　　一是巨大的人口規模與國內市場規模帶來潛在的分工高收益，并產生“分工促進分工”的正向反饋。中國人口規模超過14億，國內生產總值約18萬億美元，兩個指標占全球比重都高達18%；巨大的人口規模與市場規模可以更好支撐分工細化與規模經濟相融，提高生產效率，產生更高的分工與專業化收益。人口少和市場規模小的國家，分工太細之后就面臨市場規模太小的限制，只有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國內市場規模，才能支撐起更細的分工，讓細化后的每個分工角色都能面對足夠大的市場需求。2022年9月份完成修訂的新版國家職業分類大典和2015年版大典相比凈增了158個新職業，總職業數達到1639個，都可以看作分工細化之后的結果。隨著我國人口紅利逐漸向人力資本紅利轉變，無論是從宏觀層面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還是從微觀層面看市場主體的成長，都需要更多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未來人口規模與國內市場規模巨大所帶來的“分工細化與規模經濟相融”的優勢，將變得日益重要；更為重要的是，在巨大人口規模與國內市場規模支撐之下的分工細化，有利于形成正向反饋，即分工細化—規模經濟—人力資本積累與效率提升—收入提升—市場規模擴大—分工細化，產生“分工促進分工”的正向反饋。

　　二是中國的數字技術應用廣泛，極大地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分工成本。近年來國內移動支付、快遞物流、算法算力、搜索匹配、智能推送等各種數字技術應用可謂百花齊放迅速迭代，使交易效率呈指數級提升。各種細化后的分工活動可以在數字空間快速且直接地面對市場需求。各大數字平臺相互競爭，將國內產業從地理空間集聚上升到數字空間集聚，使得企業與企業間、產業與產業間、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傳遞和溝通交易突破了時空障礙，在一個規模更大的范圍之內交互溝通，實現更高效率匹配；更為細致的差異化需求牽引著更為細致的供給分工得以出現，在數字空間實現市場交換和合作共贏。數字空間使分工合作突破地理空間限制，這一點從我國近年來的快遞業務規模增長就可見一斑。當人們無需在物理空間見面，只需在數字空間達成市場交易時，就需要更多物流在地理空間的位移，這倒逼中國國內物流業快速發展。數字經濟深度滲透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們足不出戶、通過點擊手機應用程序就可以滿足各種產品和服務需求，也說明社會分工程度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總之，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有助于提升分工的收益，而數字技術應用又極大地降低了分工成本，這兩點加在一起，共同決定了中國可以產生比世界其他國家更為細致的均衡分工狀態。而分工細化之后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又會降低很多經濟活動或產業環節在中國的成本，緩解和抵消勞動力成本上升所帶來的比較優勢減弱，甚至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比如惠陽吉他產業的起步階段，清一色都是貼牌代工生產，產品全部銷往海外,近年來惠陽吉他開始創立品牌，僅2016年就誕生100多個新吉他品牌，以恩雅樂器為例，過去三年，其綜合營收仍維持了約35%的平均增長速率。再比如ZAFUL原是深圳環球易購旗下自營的服裝類品牌，現在選擇了低成本、高利潤且極高復購率的泳衣品類進軍歐美市場。

　　這種情況下，分工不僅是比較優勢的結果，更成為新型比較優勢的原因。如果說在幾十年前，生產要素稟賦結構支撐之下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國際分工地位的原因，那么現在中國國內分工細化可為中國帶來新型比較優勢，而這種分工細化所帶來的也正是“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并有可能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進而促進新質生產力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