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邱晨輝

　　“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這12個字連續兩年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里，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稻研究所所長胡培松頗為欣慰。

　　作為一名常和農民打交道的科研工作者，胡培松深知農民種糧效益之低，故而常為他們呼吁提高收入。

　　以他最為熟悉的稻谷價格為例，2022年平均收購價格為每斤1.35元，僅比2011年上漲6.0%，而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5倍。

　　“這說明什么？我國糧食生產進入高成本時代，人工、土地、農資成本等快速增加，糧食價格漲幅很小，種糧效益始終偏低。”胡培松認為這個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今年兩會，他專門帶來關于如何提高種糧農民積極性的提案。

　　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實施農民增收促進行動，目的就是鞏固農民持續增收勢頭，促進共同富裕。

　　“但目前總體狀況是，除了部分集約化種植的大農場、大戶種糧有較好效益、有積極性外，一些單純種植糧食的農民，效益比較低。”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員李寶聚通過調研也發現，當前不少農民種植糧食的積極性不高。

　　即便是種植經濟作物，也面臨這樣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農業科學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員鄧乾春就油菜種植算了一筆賬——

　　從種植成本看，種子、化肥、人工、機械作業等成本均在增加，2022年秋冬季油菜畝均種子費用，較2021年同期上漲16%，多數化肥和農藥上漲在10%以上；但從菜籽收購價看，2023年油菜籽開秤價由2022年的每斤3.1元左右，下降到每斤2.8元左右。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算術題，油菜種植收益減少。”鄧乾春說。

　　在他看來，“健全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連續兩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就是釋放一種強烈的信號，不管是種糧還是賣糧，要從各方面保障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民種植積極性。

　　“有時候一條新規，就可以把農民賣糧的路堵上。”胡培松說。

　　他舉例：糧食部門在收購時對于稻谷水分、雜質的要求比較苛刻，2018年增加了重金屬殘留檢測等新規定。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一些地方農民種出來的重金屬超標稻谷無處可賣。

　　“國庫糧食質量安全很重要，但重金屬超標成因很多，我們要不要由農民買單呢？”胡培松說，這些都說明政策保障農民利益不足。

　　在他看來，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種糧農民收益保障機制”，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健全。

　　“糧價形成機制不健全、不完善，最低收購價往往成為最高價，政策性收購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擠壓了市場的調節空間。”胡培松為此建議，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和保護農民利益并重，將最低收購價“一年一調”改為“三年一調”，穩定較長時間的種糧收益預期。

　　鄧乾春也建議，加大對農作物的生產補貼。

　　針對油菜籽種植比較效益低、農民種植積極性不高的問題，他建議由國家出臺相應種植補貼政策，對油菜生產農戶進行直接補貼，健全農民種植油料的收益保障機制。

　　盡管國家每年對支持糧食生產的補貼額度總量不少，但胡培松調研發現，平均到每畝糧食和單個農戶的數額并不多，補貼到戶金額相較于生產成本及年度上漲額仍有差距。

　　胡培松反復呼吁，要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就是要提高他們的直接收入，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

　　這些代表委員最關心的，還是農民的“錢袋子”。

　　“到農村看一看，下地干活的多是留守老人和婦女，身強力壯的年輕人誰還愿意種地？”胡培松說，我國農村常住人口嚴重老齡化，絕大多數農村的集體收入和居民收入較少，農村養老資源不足、分布不均，農民基礎養老金僅為城鎮職工養老金的5.26%。

　　他為此建議，切實提高種糧農民養老待遇，讓他們到了60歲，尤其是70歲以后能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盡可能過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也讓種糧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

　　“還要通過政策、項目等手段，吸引返鄉農科大學生，扛起種糧大任。”胡培松說。

　　在他看來，在糧食提價難、降本難的背景下，可以扶持具備一定規模的種糧主體，從“賣原糧”向“賣大米”“賣食品”轉變，增加加工收益，讓農民分享糧食全產業鏈增值收益。

　　“國家層面應該大力發展油菜籽產地加工，將油菜籽產地干燥、高品質菜籽油制備等成套裝備納入全國農機補貼范圍；加大研發投入，支持油菜籽制油后的餅粕開展蛋白食品化精深加工利用，提高加工效益。”鄧乾春說。

　　他建議進一步完善耕地輪作休耕制度，引導農民充分利用冬閑田種植油菜，加大高標準農田建設投入，對自然條件差的崗地、撂荒地進行改造，擴大油菜種植面積。

　　李寶聚對此很認同，他認為輪作套種是實現提高單產、增加糧食作物產量的重要抓手，同時通過種植經濟作物或養殖動物，可以提高單位面積的產出，提高農民的效益，是長期實現農產品保供的重要手段。

　　他在江蘇省徐州市邳州市宿羊山鎮調研發現，8萬畝的農田，7.9萬畝是夏秋茬玉米與冬春茬大蒜的輪作，農民精心呵護土地，既保證玉米的畝產量，又保證了農民每畝地8500元左右的純收入——玉米500元、大蒜8000元，當地農民種植糧食與大蒜的積極性很高。

　　云南省大理市祥云縣的玉米-豌豆輪作模式，也令他印象深刻：4月播種玉米，8月采收玉米后播種豌豆，同樣很受農民歡迎。

　　李寶聚算了一筆賬：全縣這種模式種植面積有4萬畝地，玉米畝產量600—800公斤，均價每公斤3元，產值1800—2400元畝，人工成本高，每畝地掙800元以內；豌豆畝產量600—800公斤，均價每公斤8元，畝產值4800—6400元，成本400—600元，每畝就能掙4400—5800元。

　　“這樣既保證了糧食生產，又促進了農民增收。”李寶聚說。

　　不過他調研時也發現，一些地方對耕地“非糧化”政策理解不準確，基本農田上，除了主糧作物——小麥、稻谷、玉米之外，不允許種植經濟作物或養殖經濟動物，大大影響農民種地、養地的積極性。

　　他為此建議，強化政策支持引導，加大糧經輪作產業支持力度。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糧經輪作套種工作納入政府督查激勵、糧食安全責任制考核、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績考核范圍。

　　“我們還要健全生產、市場、物流體系，種得出來，賣得出去，這樣農民才能實實在在有效益。”李寶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