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聚焦︱關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①】“企業既然設了外賣騎手崗位，就應承擔相應責任”

　　“企業既然設了外賣騎手這樣的崗位，就應該承擔相應責任，不能外包出去就不管了。”說這話的，是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市郵區中心局郵件接發員柴閃閃。與他相對而坐的，是一家外賣平臺的幾名高管。

　　一番溝通后，該平臺回復稱，將在管理制度上加以完善，兼顧企業效益與社會責任。

　　這是去年7月中旬，柴閃閃到該外賣平臺總部調研時，與企業進行商談的一幕。今天，在接受《工人日報》記者采訪時，他談及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

　　作為一名郵政快遞從業人員，這兩年柴閃閃一直在全國兩會上為“快遞小哥”的權益保障發聲。今年，他又帶來了一份關于規范外包類靈活用工的建議。

　　近年來，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新就業形態不斷成長，已成為吸納就業的重要渠道。據統計，我國依托互聯網平臺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約有8400萬人。

　　盡管一系列推動平臺經濟規范發展、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政策文件相繼出臺，但整體上仍有待加強。

　　去年，柴閃閃參與了一起交通事故的調解。一名外賣騎手撞傷行人后無力賠付，求助所屬站點站長。站長拿出的一份合作協議顯示，這名騎手已被派遣到了外省某公司。騎手大驚：“我從沒聽過這家公司！”

　　“外包、分包、轉包，外賣騎手如果找不到用工主體，就會落入個人權益無人負責的保障‘真空’區。”柴閃閃說。

　　兩會會場之外，幾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有著同樣的苦悶——

　　“站點給的底薪是每月4000元，按單量分段計價。如果一個月送單量不足500單，就拿不到底薪。我也知道身體健康很重要，但不多接單怎么能多掙錢呢？”北京的外賣騎手劉成勇說。

　　“有時候送餐超時，不由分說被打差評、罰款，申訴很難成功。”做了4年外賣騎手的王曉東很委屈。

　　“一些保險公司針對我們這個群體的意外險，要么加費承保，要么干脆不愿意做。我們沒別的保險，一旦出現意外，保障在哪里？”安徽安慶的貨拉拉司機段全虎為此很擔憂。

　　“外賣員、快遞員普遍面臨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沒有勞動合同、未參加社保等問題。”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大連市中山區分公司勝利橋投遞站投遞員趙明枝深有感觸。一次聊天中，一名“快遞小哥”羨慕地對她說：“您有五險一金，多好啊。”

　　安徽省總工會此前開展的一次抽樣問卷調查顯示，該省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中，只有49.46%簽訂了勞動合同；84.19%日工作時長超過8小時；33.78%沒有繳納社保。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龍電律師事務所主任李亞蘭調研發現，一些互聯網企業為了規避或淡化責任，將用工關系進行多重分化，一名勞動者可能與多個公司有關聯，但又找不到確定的用工主體，有的勞動者還“被注冊”成個體工商戶，要自擔風險。

　　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去年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調研組從全國超過190萬家經營范圍包含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戶中，定位了160萬個“疑似騎手個體工商戶”。

　　“法律法規有時會滯后于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李亞蘭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在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時，明確用人單位以勞動者注冊個體工商戶為由規避勞動關系的無效。

　　“必須探索出一條不同于傳統就業形態勞動保護的路徑。”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研究員孫承業看來，不能只看到勞動者被“困在算法里”，還要探索利用數字技術破解權益保障難題。“勞動者的健康數據，大多可以通過數字化技術手段獲得。如果將這些健康狀態信息量化，就可以在監管上趟出新路子。”孫承業說。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期盼如何照進現實，代表委員們還在持續討論著。

　　（本報北京3月6日電）

　　盧越 尹雪梅 蘭德華

　　盧越 尹雪梅 蘭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