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談“詩”說“文”及踐行

　　孔子主要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記載反映其思想成果和人生風儀的《論語》，不過是他和弟子日常言行的對話記錄。這部對中華文化浩瀚長河起到挖掘河床、疏浚河道作用的早期元典，雖然并非文學類著述，但它于不經意間談“詩”說“文”的布局落子，卻如經天日月，不僅強光聚焦文學源頭《詩經》，讓我們領略中華文學開場大戲的精妙絕倫，而且從遙遠高臺為中國文學巨大山脈的延伸和拓展，勾勒出基本走向的路線圖和綿延起伏的天際線。

　　談“詩”

　　孔子談“詩”的話，《論語》中載錄頗多，并非泛指文學體裁意義上的詩歌，而是特指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或曰《詩三百》，即后人所說的《詩經》。簡略說來，似可分兩大類。

　　一是談論《詩》的思想內容。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為政》）；“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等。孔子既從總體上肯定《詩》具有思想純正，有助道德教化的特點，又批評鄭聲淫猥，易引發小人邪念的現象，這就從一正一反兩個方面為詩歌應有之思想內涵劃出邊界。《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刪定《詩經》“取可施于禮義者”，正與“思無邪”要旨相吻合。他稱贊“《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同時表示“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陽貨》），背后也是“思無邪”觀念的支撐。劉寶楠《論語正義》解釋：孔子所以將“思無邪”作為對《詩經》的總論性評價，“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于正，于此一句可以當之也”。

　　二是談論《詩》的社會作用。如“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不學詩,無以言”（《季氏》）等。這里，孔子強調學詩的重要，認為詩不僅可以啟發想象力、擴大觀察面、提升合群性、掌握表達怨刺的方法，而且近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遠可以為事奉君主治國理政服務，并可以從中認識和了解諸多鳥獸草木以拓展知識面。他之所以說“不學詩,無以言”，除了當時政治外交及禮儀交往活動等，常借《詩經》中的詩句來表達意圖和傳遞情感外，還在于學詩能夠啟發人的類比聯想，感悟新知。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

　　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八佾》）

　　孔子與弟子這兩段“始可與言《詩》”的著名對話，一方面說明學習要善于由此及彼，舉一反三，另一方面也表明詩歌具有引譬援類，“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的特性。恰如《文心雕龍·比興》所言：“《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

　　《論語》談“詩”，還涉及《詩經》的品類、具體詩篇的評價等諸多層面，但最核心、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上述論題。孔子探討這些問題而發表的意見，深入中國文學骨髓并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后世議論很多的“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及“詩教”說等等，都是站在自己時代的峰巒或土丘，對孔子登高一呼的山鳴谷應，盡管其中不乏異樣雜音。

　　說“文”

　　“文”在《論語》中使用頻繁，蘊有多義：既有指文獻及文獻上知識者，如“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文，莫吾猶人也”（《述而》）；又有作動詞用指文飾者，如“文之以禮樂”（《憲問》）、“小人之過必也文”（《子張》）；還有指禮儀文采者，如“郁郁乎文哉”（《八佾》）、“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等等。嚴格說，孔子所說之“文”，與今日所談“文學”遠非一事，但其涉及文與質關系的論述，對中國文學及文論浸潤至深。

　　孔子提出的文質關系，本是就君子禮儀修身而言，認為質樸多于文采未免粗野，文采多于質樸又未免虛飾，文采與質樸配合恰當，才堪稱君子。曹丕《與吳質書》：“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怡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就是以孔子見解評騭人物修養的好例。這一觀點被引入文學理論，指積極的思想內容與精彩的藝術形式和諧統一，在中國歷代文論中一直占據難以撼動的主導地位。

　　文與質在理論上可以分開考察，但實際上兩者水乳交融，無法離析。質（內容）必然存在于文（形式）之中，文（形式）也必須依賴于一定質（內容）而存在，無質之文或無文之質均無處尋覓。《論語·顏淵》云：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正是申述文與質難以分開，猶如虎豹與犬羊之皮，除去各自的毛發色彩及花紋就難以辨其異同。這段仍是關于君子修養的討論，如越墻之花枝，引起文論大家劉勰的驚贊，其《文心雕龍·情采》云：“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孔子說“文”，還有一句名言不應遺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載：“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孔子強調：言語表達情志，文采修飾語言；辭語沒有文采，就無法流布四方。讀先秦諸子著作，突出印象是均十分注重文采，講究遣詞造句。有些人如莊子，雖然口頭說不要“文章”和“采色”（如他在《駢拇》篇說：“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也），其實口是心非，或曰文過飾非，他的文章孜孜于文采，可謂證據確鑿，即便施展“濠梁之辯”才華，也難以駁倒鐵一般的事實。

　　踐行

　　孔子是個言行一致的人，他不僅注重“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而且強調“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論語》雖非孔子親筆著述，但從弟子記載其話語中，仍能明顯感到他是落實自己重視文采主張的力行者。《文心雕龍·征圣》稱贊他說：“夫子風采，溢于格言”，“精理為文，秀氣成采”，“然則圣人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翻檢《論語》，“銜華而佩實”的嘉言星羅棋布，足證其言不虛。

　　比喻作為文學的常用修辭法，孔子一出手就技驚四方。“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以“北辰”比“為政以德”的統治者，以“眾星”比諸侯國和大夫，譬喻形象而意蘊豐贍。“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罕》）、“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前者由感慨河水川流不息而提醒珍惜寶貴時光，后者以松柏后凋景象喻人要經得起嚴酷環境考驗，言簡意賅而啟人深思。“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雍也》）。孔子由水的川流靈動，想到智者敏銳聰慧，由山的沉穩安靜，想到仁者厚重不遷，設喻奇妙，表意雋永，且氣象博大。

　　孔子擅于比喻，也妙于夸張。“朝聞道，夕可死也”（《里仁》），不這樣夸飾，怎能凸顯他把“聞道”看得比性命還重要！“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述而》），這是以婉曲夸張法，將他在齊國癡迷韶樂而難以自拔的情景，傳達得惟妙惟肖而意蘊悠長。“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此處的“浮云”，既是比喻又是夸張，把他作為百世圣哲“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的高尚情操和灑脫情懷，刻畫得栩栩如生又感人至深。

　　孔子還長于對偶。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等。這里的第三句已不是簡單的比較對偶，而是對偶的層遞格；第四句從“民免而無恥”到“有恥且格”，既是對偶的層遞格，又在整體內涵上構成錯綜格，其修辭手法的嫻熟和高妙，令人嘆服。

　　相對于上述顯在的文學表現，我更欣賞《論語》處處隱含或曰內蘊的文學意味。請看似乎平淡無奇的開篇第一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而》）

　　且不說將此段分行排列，頗有詩的形式和意韻，就看三句話皆以親切的反問語氣出之，即為有意無意地運用文學筆法，活畫出孔子作為師長對弟子循循善誘的情狀。此段首言不僅要勤學更要經常練習，強調知行合一之道；次言歡迎各位遠來學習，表達孔子善待弟子及朋友的處世之道；再言弟子初次相聚不因互不了解而鬧矛盾，申述大家反求諸己，和睦相處的君子之道。這段話音調委婉動聽，意蘊淳厚綿長，大有“始正而未奇，內明而外潤，使玩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文心雕龍·隱秀》）的神采。這三句話并非彼此獨立的教誨，而是氣脈相互連貫的意群，是孔子在杏壇開學典禮上的致辭或曰開場白，故被弟子置放卷首。不知方家以為然否？

　　（作者：錢念孫，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