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歧視、“大數據殺熟”、誘導沉迷……針對這些算法不合理應用導致的問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聯合發布《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并于3月1日起施行。

　　日前，中國青年報社社會調查中心聯合問卷網(wenjuan.com)，對1144名受訪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75.3%的受訪者曾被算法推薦服務困擾過。56.1%的受訪者關注《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

　　受訪者中，00后占27.2%，90后占51.7%，80后占21.2%。

　　75.3%受訪者曾被算法推薦服務困擾

　　東南大學大三學生王琦認為，智能算法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生活更便捷，但由于算法的用途未必是符合消費者利益的，如果不加以管制，一定會產生許多問題。“當商家只想著牟利而忽視了消費者權益時，就會造成侵權。更不用說那些不告知消費者、直接盜取消費者信息的行為了”。

　　調查中，75.3%的受訪者曾被算法推薦服務困擾。

　　北京某機構新媒體編輯孫彥說，在未經用戶許可的情況下，后臺自動獲取用戶數據的情況很普遍，這是很明顯的過度收集信息的行為。“我之前在某購物平臺瀏覽過家用乒乓球臺的商品信息，緊接著在使用某社區網站時，就被廣告推薦乒乓球臺，很明顯是自己的瀏覽記錄被獲取了”。

　　調查中，62.2%的受訪者覺得生活中“大數據殺熟”普遍，32.4%的受訪者覺得一般，僅5.3%的受訪者覺得不太多。

　　孫彥表示，經常會碰到被算法“殺熟”的情況，“我習慣用某款地圖軟件叫車，打車的車型分為經濟型、豪華型等不同類別，我一般都打經濟型，去年暑假有幾次受極端天氣影響不好打車，就打了幾次豪華型的車。之后明顯感覺基礎打車費抬高了”。

　　北京某公司電氣工程師張騰認為，要在用戶隱私和產品使用上做平衡。“基于用戶主動行為進行的數據獲取是比較合理的。但許多軟件跳過用戶決策，暗中搜集用戶信息，這就不合理了，比如App在后臺運轉時，甚至手機黑屏時，都在暗地里獲取用戶信息，甚至是獲取用戶使用其他軟件的情況，這就是對用戶隱私的侵犯”。

　　56.1%受訪者關注《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

　　中國傳媒大學網絡法與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說，不管是出于提升服務的目的，還是想實現精準營銷，甚至去預判商業發展，都離不開基于算法產生的數據收集與判斷，所以企業動力十足、能力強大。政策和法律的限制就顯得尤為重要。

　　調查中，56.1%的受訪者關注《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其中15.7%的受訪者非常關注。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為，對于四部委新出臺的管理規定，不能單獨去看，要結合個人信息保護法、電子商務法一起理解，這是一個體系。電子商務法主要側重給消費者選擇的權利，個人信息保護法側重于從算法基礎、數據分析上來保護個人隱私。而目前的《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則著重聚焦于算法技術的相關規制，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針對算法出臺的規章，這部新的法規，進一步明確了法律責任。這樣一部專門性法規，再結合其他法律中關于算法的一些規制，實際上就能對算法引起的問題起到很好的治理效果。

　　朱巍介紹，新規針對兩類特殊人群有特殊保護，一個是未成年人，一個是老年人。同時要求算法不能把用戶的不良嗜好作為推薦的標簽標記，比如涉黃、涉暴，要求算法要遵守公序良俗，趨利避害，堅守法律和道德底線。“這些規定其實在其他的法律里也有體現，比如網絡安全法第十二條，還有網信辦出臺落實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都對禁止算法傳播的內容進行了規定。所以四部委此次出臺的新規，是在一個已有的法律網絡基礎之上，進一步總結凝練來制定的，是在算法規制方面的一次進步”。

　　王四新說，規定從外圍要求企業不利用算法作惡，很容易做到，但是想讓算法公開透明，這對企業而言是一種挑戰。綜合來講，政府作為公共服務的機構，應該以監管者的身份，來對企業進行實時監管，避免算法成為監管黑洞。

　　“算法歧視，不光是大數據殺熟產生的價格歧視，還有些標簽化的歧視。比如電商平臺會判定你的價值，覺得你價值高就推薦好的白酒，認為你價值低就總推薦九塊九包郵，這對消費者的人格也是一種侵犯，先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再推薦商品。”朱巍說，這可能是我們國家之后要完善的立法方向。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王品芝 實習生 潘澤強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