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定時、不定期、不定場所的靈活辦公日漸成為職場新常態，對“工作時間”“工作場所”的界定變得越來越模糊，也為工傷認定增加了復雜性。

　　根據2010年12月修訂的《工傷保險條例》，職工有“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等7種情形之一，應當認定為工傷；有“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等三種情形之一，視同為工傷。根據上述規定，在工作實踐中，通常將“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受傷或發病，作為認定工傷的必備條件。

　　問題在于，隨著時代的發展，居家辦公等職場新常態的涌現，工作場所與生活地點高度重合，如果囿于傳統認知，工傷認定便很難惠及普通勞動者。之前，有關報道也提到，“居家辦公發生的工傷，在申請工傷認定階段，大多會因為‘居家’而被駁回”，而且“維權過程往往漫長、艱辛，維權成本要明顯高于普通的工傷認定申請”。

　　從現實情況看，不乏此類方面的工傷認定糾紛。比如，2020年6月18日上午，黑龍江省大慶市機關員工柴某因疫情居家辦公期間，被逃竄至小區的犯罪嫌疑人靳謀殺害，其家人為其申請工傷認定，但人社部門卻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由此引發公眾熱議。又比如，河北省三河市法官楊某居家辦公，早晨6點左右起床繼續整理案卷材料，寫案件判決，7點上廁所時突然暈倒，送醫院搶救無效于當日死亡，當地人社部門也拒不認定其為工傷，等等。

　　不要小看不予認定工傷的決定，對于因工作遭受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的勞動者群體，這就意味著，他們將難以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而企業用工風險也難以分散。

　　其實，從勞動立法精神看，“工作時間”“工作場所”的認定，本應不拘一格。我國之所以制定《工傷保險條例》《工傷認定辦法》等法規，目的正是最大程度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不是增加他們的維權難度，把享受工傷醫療待遇，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紙上目標。審視居家辦公等職場新常態，雖然工作場所、工作時間發生了改變，但勞動的性質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如果“狹隘理解”工傷認定條件，只會與勞動立法精神背道而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對工傷認定中的“工作時間“工作場所”把握出現松動。近期，有這樣一起工傷認定糾紛：某單位員工黃某工作時感覺不舒服，交接工作后表示未完成的工作可以回家繼續完成，當晚突發疾病被送到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法院審理認為，職工在家加班工作，就是為了完成崗位職責，應當屬于《工傷保險條例》規定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前文提到的案件，經媒體披露后，均得到了工傷認定。

　　當然，工傷認定還需要更多立法加持。2014年4月，最高法出臺《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與履行工作職責相關，在工作時間及合理區域內受到傷害”“職工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受到傷害，用人單位或者社會保險行政部門沒有證據證明是非工作原因導致”等情形下，認定工傷應予支持，由此為工傷認定的“司法擴容”，提供了一定的支撐。

　　但從長遠看，“解鈴還須系鈴人”。目前，之所以出現大量的工傷認定糾紛，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等規定要件上理解有所出入，說到底還是現行規定沒有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有必要對《工傷保險條例》等法規作出新的修繕，使之適應新情況新問題，與靈活辦公的職場新常態同頻合拍，體現合理性與精準性，更好地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劉婷婷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