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論

　　發育兒補貼，就是讓政府更多地參與到生育養育成本分攤體系中，減輕育兒經濟壓力。

　　近日，深圳市衛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兒補貼管理辦法》公開征求意見，辦法初步擬定了深圳市育兒補貼標準，明確按照遞進式差異化原則發放育兒補貼，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計補貼分別為7500、11000、19000元，引發輿論廣泛關注。無獨有偶，濟南日前也印發《濟南市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施方案》，明確濟南市戶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發放600元育兒補貼，直至孩子3周歲。

　　應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國率先推出育兒補貼以來，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臺了育兒補貼政策。這次深圳、濟南等地對育兒補貼做出政策安排，挾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實打實的激勵補貼，意味著“發錢鼓勵生育”的政策暖風，正更多地從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線城市在內的大城市。

　　這顯然來得很有必要：現實中，大城市雖然能吸納更多的年輕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輕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現象往往也更嚴重。這跟大城市里生活壓力更大、工作節奏更快及精養模式對應的養育成本更高，有直接關系。

　　生育問題也是個經濟問題。在經濟學視域下，生育的實質就是“人口的再生產”，其正外部性很明顯，但高成本也會成為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養育的綜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適育年齡人口的生育積極性，還得從為他們切實“減負”著手——這里面的“負”，首先就包括經濟負擔。

　　在此背景下，深圳、濟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兒補貼，無疑是直擊適育年齡人口的真切痛點。拿深圳為例，其超大城市屬性本就賦予了其育兒補貼舉措以標志性意義，而相對較高的補貼標準和生育補貼對象擴展到一孩的補貼范圍，也不乏范本價值。

　　鑒于深圳幾乎是“全國最年輕的城市”，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測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達到老齡化社會10%的標準線，以育兒補貼鼓勵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發力。也因如此，此舉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畢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釋放生育潛能、減緩人口老齡化進程、延長人口紅利窗口期。

　　一直以來，社會對發育兒補貼有些爭論。有人會拿“低生育率趨勢不可逆”去否定育兒補貼的存在價值。其實，應該看到，很多家庭對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猶豫觀望，都有生活壓力因素考量其中，這在大城市尤其明顯。發放育兒補貼，就算無法覆蓋全部的生育養育成本，也能緩解許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壓力。而個中傳遞的“鼓勵生育”導向，也會在營造向好預期中帶來積極反饋。

　　值得注意的是，發放育兒補貼是構建生育友好型環境系統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實施全面三孩政策以來，全國多地推出了延長產假生育假、給予家庭買房補貼之類的辦法鼓勵生育。去年8月，國家衛健委等十七部門更是出臺了二十條措施，將婚嫁、生育、養育、教育一體考慮，從產假、醫療、教育、住房、財政、稅收、保險等方面多向發力，旨在加快建立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而給予育兒補貼，正與國家層面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費用”納入減稅之列的動作同向而行。

　　說到底，生育是一個家庭的選擇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的民生問題。發育兒補貼，就是讓政府更多地參與到生育養育成本分攤體系中，以減輕育兒經濟壓力的方式提升人們的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