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興調查研究”需要接地氣

　　作者：呂德文

　　發于2023.4.17總第108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調查研究是一項科學活動，是不是注重調查研究，是判斷一個領導干部是否實事求是的重要標準。“坐在辦公室碰到的都是問題，深入基層看到的全是辦法”，領導干部是否“接地氣”，則關系到決策的科學性。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有利于確立實事求是作風，而實事求是既是調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其要達成目的，實現這一目標，首先需要厘清一段時間以來調查研究中存在的異化問題，認清什么是好的調查研究，同時也要避免一窩蜂似的調查研究給基層帶來新的困擾。

　　調查研究中存在的異化現象

　　在治國理政過程中，黨和國家將調查研究置于重要位置，也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體制機制加以保障。但是，很長時間以來，調查研究也出現了異化。

　　一是專司調查研究的機構逐漸失去了調查研究的功能。比如，各級黨委政府一般都有調查研究的綜合部門，他們主要負責本地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工作，為黨委政府提供決策咨詢。中央和省市的一些職能部門，也建立了專注于本部門業務的調查研究機構，為決策和規劃提供依據。現如今，很多調查研究機構出現了職能異化，其主要職能已經演變為給領導撰寫講話稿，很難有時間和精力做獨立而長遠的調查研究工作，僅存的一點調查研究工作也僅僅是通過走馬觀花和向下級索要數據資料為既存的觀點提供依據。也因此，調查研究機構具有了“秘書”的功能，卻喪失了“參謀”作用。

　　二是部分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活動異化。有些領導把調查研究當作一項“活動”，視作一種政治展演，調查的對象、路線和話題等，都經過嚴格控制，很多調查活動的場景也經過了布置，調查者和被調查者都成了演員。有些領導干部則把調查研究改造為視察活動和檢查工作，還沒開始認真調查就對基層的各項事務指點江山、下指示，對看到的不滿意的地方，甚至還借用上級的權力要求整改，調查者和被調查者之間嚴重不平等。很多領導干部在調查研究活動中只是身體在場，但腦子并不在場，其資料收集和分析，調查報告的寫作，都依賴于助手。因此，這些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活動，不僅沒有真正對所調查的主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還折騰了基層。

　　事實上，學術調查也容易出現“假調查”。比如，很多高校老師習慣于讓學生去收集資料，自己并不親自參與調查，而是坐在辦公室里面坐享其成。這樣，研究者和被調查者之間就喪失了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當然也就不可能真正進入經驗的內部。

　　調查研究的異化，不僅無法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它本身也成了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根源。為此，只有回歸到調查研究的本來面目上，用正確的方法開展調查研究活動，才能發揮調查研究的功能。

　　現如今，社會調查的場景很多樣。在一些專業領域，國家的統計數據特別充分；而如今也是一個信息化的社會，很多信息都在互聯網上有留痕，通過正確的數據挖掘方法即可獲得。因此，適當采用與時俱進的調查研究方法，參考多種資料數據，有利于做出更符合實際的決策。但社會調查研究是關于“人”的活動，任何調查方法都取代不了調查者與被調查者面對面的互動。更重要的是，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決策科學，更是一種群眾路線的載體。領導干部要通過調查研究了解基層實際，和基層干部群眾交心交朋友，訪談法和實地觀察就顯得尤為重要。

　　實地觀察最為常用的就是“解剖麻雀”的方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農村調查，就是通過解剖麻雀式的方法來認識當時的中國社會的。此外，在1930、1940年代，社會學的中國學派通過對若干個村莊的實地調查，對其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進行整體性研究，形成田野報告。比如，費孝通在抗戰時期帶領學生開展田野調查，形成了《云南三村》等調查報告。《云南三村》和《江村經濟》其實形成了一種類型和區域比較，這對于認識復雜中國有極大幫助。也正是基于這些經驗認識，他寫作出了《鄉土中國》這樣的經典作品。

　　無論是學術調查還是工作調查，在調查方法上都有共通之處。其核心在于，調查活動得實現立場、觀點和材料的統一。無論是學術調查還是工作調查，都是為了在最大程度上獲得社會的真實信息，最大程度上實現公共性。因此，調查者和被調查者并沒有根本沖突，這也是調查活動可以開展的前提。調查中所獲得的觀點，不僅源自于立場，也來自于材料的真實性。調查研究活動本身需要價值中立，盡量避免過多的預設，調查研究的結論也要基于證據，具有科學性，從而實現價值和科學的統一。在調查研究活動中，只有經過分析的材料，才是證據，才能佐證觀點。否則，就有可能出現“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出現以偏概全的結果。一些調查研究活動結論先行，抽象地談立場，完全不顧及現實經驗的復雜性，這些調查不但不可能給決策做參考，還可能誤導決策。

　　何為好的調查研究？

　　一個好的調查研究，往往不在于數據有多全面，調查時間有多長，報告有多完整，而在于它能夠給予人啟發，發現一些被屏蔽的現象。我們通常說，“發現問題比解決問題重要”，這便是調查研究活動的真正意義所在。很多調查研究活動，帶著課題、帶著預設下去，甚至調查研究的規程和日程都做了嚴格規定，調查研究成了一個規定動作，調查者成了收集資料的資料員，研究者也僅僅是數據分析師，被調查者也沒有任何參與感，調查研究就成了一件消極無為的活動，而完全不具有創造性活動的特征。這種調查研究，花費再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傾注再多的心血，也不可能有好的發現，頂多就是為既有的結論背書。

　　如何才能做一個好的調查研究呢？我個人覺得，這取決于調查者的經驗質感。所謂經驗質感，指的是調查者對研究對象和“田野”現場的直觀感受，對研究問題的敏銳反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有些學者基于豐富的人生閱歷，已經對親身經歷有深刻反思，就很容易產生經驗質感。但對于大多數學者而言，質感并非天生所有，而是要長期訓練。在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領域，對專業研究者都有明確的田野訓練周期。比如，人類學要對田野至少有一年的參與式觀察，為此甚至還需要學習當地的語言，熟知對當地習俗、文化和其他社會活動。如此，對相關問題的理解，就很容易形成“在地化”的內部視角。社會學做調查研究，也需要對不同類型田野調查點的長期調查，由此才能實現對社會問題的敏銳把握，且這一把握不因局限于個案而判斷失誤。

　　事實上，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同樣如此。領導干部如果長期在一個業務領域工作，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以及對業務問題的長期鉆研，就會成為某個業務領域的專家。這些干部如果到基層去調研，哪怕第一眼看到基層實踐，也大致可以反映出現象背后的本質。但很多領導干部，哪怕長期待在一個業務領域，但長期不接觸經驗，只是在政策和文字領域打轉，就有可能形成自我封閉。我見過一些領導干部，長期在政策部門工作，對政策條款極其熟悉，但并不了解也不關心政策實踐，只要基層實踐出問題，本能反應就是基層不執行或政策有漏洞，解決問題的思路也是不斷地升級和完善政策。長此以往，這一類型的領導干部的思維就變得尤其僵化，在基層看來就是不接地氣。

　　當前，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策界，都極其需要經驗質感的從業者。一方面，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策界，都存在“三門”問題。從業者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缺乏社會經驗的歷練。甚至于，很多青年學者和青年干部并沒有完成真正的社會化，社會知識很是貧乏，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就無法理解調查對象的所作所為，更無法駕馭調查現場。有些領導干部在調查過程中，習慣于以上級領導的身份去“質問”被調查對象，無意去理解基層的困惑和“無奈”，人為制造緊張感和疏離感，完全不懂得尊重自己的訪談對象——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本應是調查者的老師，這種調查當然就不可能獲得有效信息。

　　另一方面，當前的學術界和政策界都高度專業化，都習慣于用一套特殊的術語來理解經驗世界。各個專業都有自己的專業概念，理論體系和論證邏輯，人們獲得了專業知識，卻很可能因此而限制了思維，切割了經驗的完整性。公文已經高度概念化和程式化，本應生動活潑的調查報告和講話稿，也越來越傾向于采用正式文稿的形式，呈現出極其僵化的“黨八股”特征。凡此種種，都導致從業者習慣于用“大詞”想問題，連對經驗的樸素理解都做不到。

　　如果說，過去我們的領導干部文化水平相對比較低，專業訓練還不夠，容易出現樸素經驗主義的毛病的話，現如今，我們的領導干部普遍都有高學歷，都受過良好的專業訓練，最容易出現的問題是抽象經驗主義。也因此，做一個有質感的調查研究，其實是為了創造一個生動活潑的學風和文風，這將極大程度上減少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侵害。

　　對“大興調查研究”的幾點建議

　　基于我從事調查研究工作多年的經驗和體會，以及對基層的了解，對于如何“大興調查研究”，我給領導干部提一點建議：

　　一是簡化調研方法。調查主要用實地觀察和訪談法就行。這兩個方法，技術上沒什么門檻，就看用不用心。要是用心，和基層干部群眾交心交朋友，他們會跟領導說實話。并且，基層多的是聰明人，也可以幫忙分析問題。實地觀察很重要，一定要到現場，辦公室座談會是不夠的。當然，有些現場是經過布置的，也別過問，布置了的現場也是現場，也很能說明問題。再挑幾個沒有布置過的現場去看看就行。

　　二是別把調查搞成活動。調查的核心是態度，不是方法。從黨委政府層面，調查要分配任務，選取專題，這個可以。但從某項具體調查的開展來說，不能搞成活動。調查是特別簡單的事情，下去就行了。領導如果真想調查，現在交通都方便，找個熟人也不難。別讓基層搞接待，別給他們布置任務，他們挺煩的。“四不兩直”是挺好的，但搞突然襲擊也沒必要。到了現場，誰在誰匯報，遇到什么就是什么。主要是，要和基層明事理的人聊聊。一般而言，主要領導肯定了解情況，分管領導也懂。三兩個人談一談就好，人多了，搞座談的效果就差。別讓人準備，不需要稿子。聊到哪里算哪里。

　　調查的核心不是數據和資料，而是圍繞數據和資料的討論，得了解基層的真實看法。簡單說來，在調查研究中，領導只是調查員和研究員，平等交流，探討問題，把調查搞成問題解析會和學術討論會最好。

　　三是親自調查、親自寫調查報告。最怕的是，領導帶著幾個助手，浩浩蕩蕩的，領導只是出個面，事情都讓助手去弄。這個搞法挺無聊的。助手只是助手，不能代替領導的工作。領導的思想、想法和經驗，都比較豐富，自己弄，確實是對工作有幫助。一篇報告，幾千字可以，幾萬字也行，關鍵是要把自己的思考寫出來。說到底，調查的過程也就是研究過程。

　　四是調查不是工作檢查，而是在做研究。基層最怕的是，領導一調查，把真實情況了解了，反過來說基層的不是。這沒必要。就筆者長期的調查經驗，基層有問題的情況不多，即便有，也可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調查服務于問題的解決，而不是解決提問題的人。我覺得，領導干部還是要有幾個基層朋友，他們會提供不一樣的視角。領導有什么疑惑，對情況不了解的時候，隨時能夠和人電話聯系，探討基層實際，這是最好的。

　　五是調查研究不要依賴于專門機構。有些層級和有關部門都有專門的調查研究機構，但他們的主要工作很大程度上已經異化為替領導寫稿了。我個人建議，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就先別依賴于這些部門了。如果要一勞永逸解決調查研究的問題，那就讓這些機構回歸原來的職能定位，專司調查研究工作，為決策提供咨詢，為領導充當參謀，而不是成為秘書。

　　六是大興調查研究要反對形式主義。過去一些年，基層到處充斥著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中央幾次發文，似乎也沒徹底解決。如果通過大興調查研究，改改過去一些年的不良風氣，讓領導干部更接地氣一些，也算大功一件。

　　七是比照黨內經典文獻寫調查報告。很多黨的第一代領導同志都有好的調查報告，這些報告未必有多復雜，看上去也很“土”，沒有學院派的條條框框，但學術質量卻是頂尖的。說這些調查報告是社會學調查的經典范本，一點都不為過。立意高遠、文風直白、田野靈感，鼓勵每個領導干部有自己的風格，千萬別又搞出千篇一律的公文體。

　　八是調查研究要回應基層的呼聲。基層的呼聲未必對，但很真實。呼應基層，并不是說一定要解決基層關心的問題，而是說基層的所思所想，領導得掌握。有些基層反映的問題，是政策不科學導致的，有些則是基層認識不夠，工作不扎實導致的。有些是歷史遺留問題，有些是新問題新情況，得要區別看待。我個人覺得，領導干部還是要跳脫自己的視野，多接觸一下煙火氣。很多社會問題，政府都未必關心，甚至也不是政府職責，但了解了解，有利于決策。

　　九是百家齊放，百家爭鳴。調查研究的基本原則是實事求是，但沒有人能保證自己的調查就是最客觀真實的。所以，百家齊放，百家爭鳴很重要。我們現在的很多決策，都依賴于政府內部的信息報送系統，還有就是其他機構的信息渠道，公開的深度調查報告，都很稀缺了，這不是什么好現象。領導干部大興調查研究，那些有調查研究職責的研究機構、媒體等，更應該有扎實調查。我們現在的信息領域，充斥著各種經驗創新的吹捧，也充斥著修辭堆砌，充斥著假大空，連中文領域的人工智能軟件都學會了套話和廢話連篇的官樣文章，這個現象還是早點改變為好。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中國新聞周刊》2023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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