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猥褻”案中未成年人家長不配合或成社工救助最大阻力

　　社工、檢察官呼吁：請父母多安慰、幫助受害未成年人

　　最高人民檢察院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至2022年，全國各級檢察機關起訴涉嫌利用電信網絡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761人，起訴“隔空猥褻”“線上聯系、線下性侵”等犯罪占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近六分之一。

　　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施行，明確對強奸、猥褻未成年人犯罪“情節惡劣”等情形加重處罰的適用標準，規定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進行網絡裸聊、向未成年人索要裸照、視頻等特殊猥褻行為，以猥褻兒童罪或者強制猥褻罪定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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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將過錯都怪在孩子身上”

　　“你這孩子怎么屢教不改”“說過不要老玩手機，就是不聽”“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都是你的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的救助房間內，面對母親不停的責備，13歲的“隔空猥褻”案受害女孩劉雅靜怯生生地低著頭，雙手緊攥衣角，大氣不敢出。“這是‘隔空猥褻’案受害家庭的典型狀態，父母將過錯都怪在孩子身上。”司法社工李涵說。

　　她最早見到劉雅靜是在公安機關問詢時，和許多受害未成年人一樣，劉雅靜一臉緊張。“大點聲、知道什么就趕快和警察說”，母親不時的呵斥，讓劉雅靜更加膽怯，說話聲越來越小。

　　在后續救助過程中，李涵了解到，劉雅靜出生在一個高知家庭，是家中獨女，母親近40歲生下了她。案發前，劉雅靜多次用手機上網交友，被父母制止后，她依然沒有停止網上交友，直到與嫌疑人結識。

　　其后半年，劉雅靜屢屢受到嫌疑人威脅，“他從半夜12點，到凌晨2點、3點、5點不斷索要視頻”。每周至少一天的裸聊日“轟炸”，讓她苦不堪言。一次，不堪入目的聊天內容被母親發現，父母炸了鍋，于是報警，并接受司法社工救助。

　　在劉雅靜父母的意識中，他們是非常合格的家長，不存在問題。“這孩子必須得教育”“快幫我好好教育她”“你們多教育，好好嚇唬嚇唬她”……在與劉雅靜父母溝通中，他們強烈要求好好“教育女兒”。李涵認為，實際上，在此類受害未成年人家庭中，更應接受“教育”的是家長，其次才是正確引導、疏解孩子的內心恐慌。

　　接受了3次救助后，劉雅靜父母不愿再接受“教育”，劉雅靜也沒再出現。“挺可惜的”，李涵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她曾多次勸說劉雅靜父母要長期、有規律地與孩子共同接受救助服務，鞏固效果，但劉雅靜父母總以各種理由推脫，后來便不再露面了。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檢察官李思瑤對近期辦理的一起“隔空猥褻”案深感痛心。

　　2022年7月，某短視頻平臺在專項巡查中發現多個異常賬號，可能涉及利用網絡侵害未成年人，于是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報案。海淀分局經調查核實后，將涉嫌“隔空猥褻”的嫌疑人抓捕歸案。

　　據嫌疑人交代，自2019年下半年開始，他先后誘騙或脅迫40余名未成年人進行在線裸聊、做出淫穢動作、提供裸照視頻等。

　　“3年、40余人，如此龐大的受害群體，卻無一人報案。”李思瑤心痛不已。該案目前已確認8名受害未成年人身份。

　　不久前，李思瑤辦案組聯合公安機關專程前往山西太原，確認一名10歲女孩受害情況，沒想到卻吃了閉門羹。“別再打電話來了，我們不用追究他(嫌疑人)責任，也不需要你們幫助”“就因為你們，現在孩子爸爸都知道了”，面對女孩母親的抗拒，李思瑤很無奈，也深感遺憾。

　　李思瑤說，當前，辦理“隔空猥褻”案面臨的最大難點之一就是受害未成年人家長不配合，以及對孩子的不理解和責備。為了提高涉案未成年人及其監護人被救助意愿，海淀區人民檢察院與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簽訂協議，由司法社工為被救助未成年人和監護人提供專業救助服務，同時，推動建立“一站式”取證救助機制，檢察官、心理咨詢師、司法社工在旁聽公安詢問后，及時評估救助必要性，及時與未成年受害人及監護人接觸，建立信任關系，從而提高被救助意愿。

　　“‘隔空猥褻’受害未成年人的后續救助是一個細致、漫長的過程。”中國政法大學社工系教授熊貴彬指出，救助過程中，社工應深入細致評估未成年人受到的侵害、當前存在的風險和對將來產生的影響，并會同受害家庭有針對性地選擇介入方法，這些方法可能包括：短期計劃應創造條件使受害未成年人感到更多的保護和安全，共同探討消除或緩解當前風險和將來負面影響的辦法；中長期計劃應引導家長增加陪伴孩子的時間，多參加日常興趣活動，使孩子更多接觸現實中的小伙伴。

　　“隔空猥褻”使未成年人更易陷入自責、無助困境中

　　6月1日，安徽省蕪湖市鏡湖區人民法院適用《解釋》宣判當地“隔空猥褻”第一案。

　　今年2月13日，未滿14周歲的女孩桑榆通過網絡交友軟件結識了孫某，孫某以玩“真心話大冒險”的方式獲取了桑榆的年齡、照片等信息。孫某誘導桑榆拍攝并發送多張隱私部位照片。此事被女孩父母得知，隨后報警。2月20日，孫某被警方抓獲歸案。

　　鏡湖區人民檢察院認為，孫某明知桑榆未滿14周歲，仍誘騙其拍攝隱私部位供其觀看，嚴重侵害了未成年被害人的人格尊嚴和心理健康，應當以猥褻兒童罪追究其刑事責任。6月1日，鏡湖區人民法院以猥褻兒童罪判處被告人孫某有期徒刑一年。孫某當庭表示認罪服判。

　　今年3月，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人民法院以猥褻兒童罪判處一男子有期徒刑五年五個月，此案是今年湖北省首起“隔空猥褻”案。

　　“你有什么愿望嗎？叔叔幫你實現。”突然彈出的一條陌生人消息，吸引了湖北宜昌12歲女孩孟玲的注意。在“叔叔”的誘導下，5個多月內，孟玲多次發出隱私照片、視頻，并收到小額紅包獎勵。為了讓孟玲放松警惕，“叔叔”還偶爾給她錄制“變魔術”視頻。

　　2022年10月，孟玲的母親將這一情況反映到宜昌市公安局西陵分局西陵派出所，請求幫助。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警方發現，其手機內存有多條涉未成年人隱私視頻，內容涉及多名未成年人。

　　葛洲壩人民法院綜合審判庭法官孫健表示，“隔空猥褻”本身不是一個罪名，它是一種特殊的猥褻方式，是指通過網絡，誘騙、脅迫未成年人發送“裸照”“裸體視頻”等方式進行猥褻的違法犯罪行為，其雖未發生實質上的身體接觸，但是應以猥褻罪定罪處罰。

　　“與傳統的身體接觸式猥褻兒童相比，“隔空猥褻”兒童具有隱蔽性更強、侵害范圍更廣、危害性更深的特點。”在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張曉冰看來，“隔空猥褻”雖沒有身體接觸，但未成年人更容易陷入自責、無法求助的困境中，導致人格尊嚴及身心健康受到重大傷害。

　　“‘隔空猥褻’案受害家庭幾乎都不愿接受司法社工介入”。李思瑤分析，受傳統觀念影響，“很多受害未成年人的家長難以接受孩子向別人發送裸照的事實，為了‘不丟臉面’，受害家庭往往選擇不報警，讓孩子直接刪除對方，以此逃避問題。有的案件雖已進入司法程序，但家長往往將過錯歸結于孩子，并希望盡快平息此事，不愿案件相關人員長時間介入孩子生活”。

　　李思瑤希望，家長們都能意識到，孩子被侵害并不是他們的錯，錯的是犯罪的人。孩子們需要更多的是理解、關心和陪伴以及專業的幫助。

　　緊盯未成年人用戶數量較大的網站平臺、智能設備和App

　　在中央網信辦日前開展的“清朗·2023年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中，將“隔空猥褻”作為重點整治內容。

　　熊貴彬認為，專項行動對于凈化網絡信息內容、營造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的網絡環境具有積極意義。他建議，要緊盯未成年人用戶數量較大的網站平臺、智能設備和App，加大打擊力度，針對涉未成年人的違法違規行為，從嚴懲處，通過典型案例明確網絡侵害未成年的法律紅線，對潛在風險人員形成有力震懾。

　　張曉冰認為，專項行動有助于提升社會公眾對“隔空猥褻”這一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的認識。她建議，強化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監管責任，提供保護兒童的必要技術支持。同時，要更嚴格地實施強制報告制度，“不僅是學校、醫院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組織及其從業人員，還包括互聯網企業中與未成年人相關的內容審核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猥褻危害的，應當向公安機關及有關部門報告”。

　　張曉冰指出，學校要注重開展針對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保護教育，讓未成年人知道自己身體的照片等信息屬于敏感的個人隱私信息。此外，父母應當履行有效監護的責任，加強與子女的溝通，了解子女使用手機時主要瀏覽的內容，提升未成年人的自我保護能力。

　　(文中未成年人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韓飏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