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談】

　　中華文明是人類文明系統中一顆耀眼的明星，具有獨特的屬性、內涵和發展路徑。它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具有強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和靈活性、適應性。這些特質在舊石器時代就已萌芽，根脈深長。中華文明體系的形成與神州大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生態條件、華夏古人群的連續演化，以及史前文化的特定發展過程息息相關，是中華大地百萬年人類史的華彩篇章。

　　1.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中國地處東亞中心，幅員遼闊，自然環境復雜多樣。生活在如此廣袤多元空間的先民，可以充分利用環境便利，獲取各類生存資源，發展出多姿多彩的區域性文化，并在氣候波動時做南北間和高程上的遷徙移動，以趨利避害。研究表明，中國、東亞更新世的氣候波動遠遜于歐洲和美洲，即使在冰期，其寒冷程度也遠不及歐美，甚至對于中國是否發生過真正的冰期一直存在爭議。這說明，中國大部分地區在舊石器時代適宜人類生存繁衍。

　　中國地理位置相對獨立，南有熱帶叢林，西南有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西有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等高山和中亞沙漠，北有蒙古高原和戈壁荒灘，東方則面海。它們雖不能構成人類遷徙的絕對屏障，但會給大規模人群的流動帶來挑戰，尤其在環境惡化時更是如此。在這樣相對封閉的生態環境中，于氣候適宜期遷徙至此的早期直立人生存繁衍，開枝散葉。其后雖有少量人群移入、遷出，但大規模移民很少發生；新來的小股人群只能融入主體人群中，其體質特征和文化特點雖偶有存留，但很快會被同化吸收。于是這里形成了富有區域特點的古人群和古文化，雖與外界“藕斷絲連”，但區域特色持久、鮮明。這樣的演化發展過程在新石器時代、歷史時期仍然存續。

　　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下，中國乃至東亞人類自更新世以來連續演化，生生不息。20世紀30至40年代，古人類學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石時，發現北京猿人與現代華北人有一系列的相似特征，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現代中國人乃至蒙古人種祖先的觀點。20世紀50年代，在四川資陽、山西丁村、湖北長陽、廣西柳江、廣東馬壩等地，發現了介于北京猿人與現代人之間的人類化石，填補了直立人和現代中國人之間的證據缺環。其后在云南元謀、湖北建始、陜西藍田、湖北鄖陽等地，發現了更早的人類化石，將華夏大地人類的歷史進一步拉長。古人類學家吳汝康、吳新智等認為，大多數中國古人類頭骨存在明顯的相似性，包括存在矢狀脊、面部突出、顴骨高而前突、闊鼻、上門齒呈鏟形、有下頜圓枕等一系列東方人類獨有的性狀，據此推論中國不同時期的古人類連續演化，具有明確的傳承關系，并提出不同地區古人群之間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1987年，“現代人類出自非洲說”被提出，有學者據此認為中國本土古人群滅絕了，與現代中國人沒有遺傳關系。1998年，吳新智在現代人起源“多地區進化說”的基礎上，發展出“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的論述，指出中國、東亞自直立人以來人類連續演化，不存在演化中斷，東亞本土與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雖時有發生，但未發生大規模外來人群對本土人群的替代，本土人群的代代相傳是這里人類演化的主旋律。

　　其后的古DNA分析發現，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內的古老型人類對現代人群有過一定程度的基因貢獻。而在湖北黃龍洞、廣西智人洞、河南靈井、安徽華龍洞等多處遺址新近發現的人類化石，以及對大荔人化石的重新研究、對田園洞人遺傳密碼的破譯，則使神州大地人類從古至今連續演化的證據鏈更加堅實、完善起來。

　　2.行為模式一脈相承

　　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已有約 200萬年的歷史。研究表明，中國、東亞舊石器時代古人群，在很長時間內保持一脈相承并有別于西方的文化特征，這種文化傳統反映出該地區古人類具有特定的生存模式，筆者稱之為“舊石器時代東方行為模式”，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

　　就地取材，靈活變通。東方古人類主要采用脈石英、石英巖、白云巖、砂巖、火山角礫巖、小塊燧石等材料制作石器。與舊大陸西部古人類常用大塊優質燧石制作石器不同，東方的石器原料相對質劣。針對這樣的資源條件，這里的古人因陋就簡，就地取材，對多種石材加以利用，開采方法簡單實用、不拘一格。例如北京猿人用效率低而浪費大的砸擊法，開發加工周口店地區質劣而量豐的脈石英；在四川盆地，古人類用簡便有效的碰砧法從扁平的大型卵石上剝離大石片，進而加工使用；而在重慶三峽地區，面對大量圓鈍、不易使用錘擊、碰砧技術剝片的河卵石，古人則用摔碰法撞擊出邊緣鋒利的石片，或將石體一分為二，為進一步剝片和加工創造條件；生活在云南甘棠箐遺址的古人群，在石器原料缺乏的情況下，將木質材料和動物的骨骼、鹿角制成工具，從而獲得生存的資源，保障種群的繁衍。這些方法簡便實用，充分體現了先民靈活變通的聰明才智。

　　制作簡樸，追求實用。東方古人類的石器大多簡樸、實用，剝片技術的總體特點是機會性和隨意性，使用錘擊法、砸擊法、碰砧法、銳棱砸擊法、摔碰法等多種方法，對石核基本不做預制和修理。加工技術亦相對簡單，以實用為原則，對坯材加工程度淺，目標是修制出可用來切割的刃緣或用來穿刺的尖刃，不刻意追求工整性、規范性和美觀性。很多石器具有多功能的屬性，一器多用，而且經常直接使用未經加工的石片。這與舊大陸西部普遍采用兩面加工技術和勒瓦婁哇預制技術、對石器做規范的深度加工形成鮮明對照。這反映出這些文化的創造者務實、簡約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態度。

　　低限開發資源，與環境和諧共生。東方古人群在資源利用方面很少刻意尋找優質石器原料并進行長期、深度開采；所擁有的尖鋒利刃、具有致命殺傷力的工具稀少，過度捕殺獵物的證據很少。這些跡象表明這里的先民對可用資源僅做淺程度的開發，在客觀上與生態環境保持和諧、友好。

　　考古發掘表明，中國的多數舊石器時代遺址使用時間較短，表明造訪這些遺址的古人群在不斷遷徙移動，即當一個地區的食物資源趨于匱乏時，隨即遷移他處以尋找新的資源。這種移居方式增強了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不必把一個地方的資源開發到極致，也不必在技術和文化上做出重大改變，從而使文化傳統得以穩定發展。

　　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還表明，華夏古人類絕非抱殘守缺之族群，而是在不斷進取和創新。50—60萬年前，生活在周口店第1地點的北京猿人依賴簡單的砸擊法開采利用脈石英材料；而距今約20萬年，生活在周口店第15地點的古人群，面對同樣的脈石英原料，已能駕輕就熟地利用錘擊法加工成更加鋒利精美的石器。

　　3萬多年前生活在寧夏水洞溝遺址的古人群，做出了利用火的熱能改造石器原料的重要發明，使石料質地更均勻，更容易被打擊破裂進而被加工成規整、鋒利的工具；約2萬年前生活在江西萬年仙人洞的先民，將濕泥盤筑，燒造成器，率先發明了陶器；約1萬年前，華北先民種植粟黍、華南先民栽種水稻，開啟了人類的農業之旅……這些重要的發明和創造，是華夏古人群對人類演化和文明發展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脈相承，格局穩定。相對于舊大陸西部明顯的階段性發展變化，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變化緩慢，在諸多方面表現出穩定的發展格局，具有很強的繼承性和延續性。華南居于主體的大型礫石工具組合和云貴高原的簡單石片工具組合，從早期到晚期無明顯的階段性變化。

　　這些有別于西方、具有明確區域特點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綿延不斷、平穩發展，表明這里的古人群連續演化、薪火相傳，形成了穩定的文化傳統。

　　3.華夏古文化兼容并蓄

　　中國本土人類連續演化、文化薪火相傳，但并不排斥外來人群的遷徙融合和文化的交流互鑒，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舊大陸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曾被所謂的“莫維斯線”劃分為東西兩大板塊。數十年的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手斧這類西方阿舍利技術體系的標型器，在我國百色盆地、洛南盆地、漢中盆地、丹江口地區和川西高原等區域也有集中分布。其中洛南和皮洛遺址出土的手斧、薄刃斧、手鎬組合，具有阿舍利技術的典型特征；新疆通天洞和內蒙古金斯太遺址出土了距今4—5萬年的帶有莫斯特技術特點的石制品組合；寧夏水洞溝遺址出土了距今4萬年的勒瓦婁哇技術產品和石葉技術產品的混合體，與歐亞大陸西部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的文化遺存高度相似。

　　以上這些證據表明，華夏大地至少在局部地區發生過東西方人群的遷徙、互動，與文化的交流、融合。這些源自西方的文化元素出現在中國的一些舊石器時代遺址中，說明東方古人類開放包容，對外來人群與文化并非一概排斥，而是兼收并蓄，進而為生存演化、文化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絕非一成不變，而是呈現多樣化發展的態勢，“多元一體”“滿天星斗”“重瓣花朵”的格局在舊石器時代已經初露端倪。資料揭示，中國南、北方舊石器時代文化分異明顯。在華南的大部分地區，以用礫石加工的粗大石器占據統治地位，加工簡單粗獷，器類少，主要是砍砸器、尖狀器(或手鎬)和大型刮削器，而且從始至終變化不甚明顯。北方則以石片加工的小型石器為主，加工相對精細，器類相對豐富，包括刮削器、尖狀器、鋸齒刃器、端刮器、雕刻器、石鉆等類型，從早到晚的發展變化比南方顯著。這兩大區域性文化傳統長期并存，但互有影響和滲透。當然，這樣的南北二分法過于簡單，兩大區域內各有豐富多彩的文化變體。例如在南方的云貴高原，石片石器居于優勢；而在北方的少數遺址，則流行粗大的礫石石器。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有深厚、多元的歷史根基和久遠、強大的文化基因，其根系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古人類在華夏大地已有200多萬年的演化歷史，從直立人一路走來，生生不息；東方舊石器時代文化特色鮮明，一脈相傳。我們應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推前至舊石器時代，設立重大研究專項，匯集考古學、遺傳學、人類學、古環境學和年代學等諸領域的科研力量和科技條件協同攻關，從源頭上厘清中華大地人類起源、演化及文明孕育、發展的脈絡和動因，彰顯華夏民族及其文化對世界的重大貢獻。

　　(作者：高星，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咨詢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