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節忙著參加婚禮 “份子錢”成沉重負擔

　　五千元出頭的月工資都不夠“隨份子”

　　□ 本報記者 張守坤

　　“良辰已定，吉日待訪；吾有薄酒，以謝良友。敬備喜宴，隨候尊駕！我和××的婚禮定于今年10月6日中午在××酒店舉辦，誠邀您見證我們的幸福時刻。”

　　9月下旬，收到初中同學發來的喜訊，安徽省宿州市的張杰(化名)一點都高興不起來——這意味著，近期他又要掏一筆“份子錢”。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筆賬：國慶節期間要參加5場婚禮，自己一個月的收入似乎不夠。

　　“我之前已經答應同事10月6號參加他的婚禮，初中同學的婚禮肯定無法抽身參加，但人不去，‘份子錢’也得出呀。”張杰頗為無奈地對《法治日報》記者說，最終，這個國慶節他“隨份子”總計支出6100元。

　　“去年國慶節‘隨份子’隨了4000元，今年6100元，而我的月工資才5000元出頭，都不夠‘隨份子’的。”畢業工作4年的張杰忍不住吐槽道，“為什么‘份子錢’越來越高了？”

　　今年中秋國慶雙節期間，和張杰有相似經歷，為“份子錢”而煩惱的人不在少數。

　　近期，“媽媽堅持讓女子婚禮隨2千”“大學生蹭酒席隨禮100元被指太少”等話題引發熱議。有網友留言說：“我們那里給關系不是很近的人隨禮都要上千元了”“隨禮100元都不好意思坐下來吃飯”“國慶8天假期7個朋友結婚，工資直接打到他們卡上吧”“十一一到，一月白干”“一月工資不夠國慶參加婚禮的份子錢”……

　　從貴州來北京打工的李登(化名)告訴記者，幾年前他和親朋好友都默認“份子錢”為200元，但這幾年水漲船高，“份子錢”漲得比工資快多了，300元成了基準線，而且大多時候已經拿不出手，一些人都五六百元的隨，自己囊中羞澀，一到節假日壓力巨大。

　　《2022職場人國慶長假調查》數據顯示，職場人在國慶期間給出的“份子錢”，人均高達2369元。其中，給出1001元至3000元的職場人最多，占比33.6%。

　　親朋遇喜事，“隨份子”本應是一種量力而行的祝福方式，如今為何變成了“甜蜜的負擔”？不少人抱怨：這樣的“份子錢”還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但按照風俗習慣，不給“份子錢”又不切實際。“不隨禮，等于把親戚朋友都得罪了，背后指不定怎么議論你，以后有事也不會出手幫你。”張杰直言。

　　在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看來，“隨份子”具有合理性，從文化角度來講，“隨份子”有兩層含義，一是表達情義，人與人之間交往的社會需求；另外“隨份子”一般是遇到婚喪嫁娶等特定事件，完成這些大事需要支出不菲的費用，對一些家庭而言未必能獨立承擔，親朋好友之間的“份子錢”具有幫助和互惠的功能。

　　“抱怨‘份子錢’壓力大的大多是年輕人，他們正處于親戚朋友婚喪嫁娶比較集中的階段，而自己往往剛開始立業，沒有太多經濟積累，因此覺得‘份子錢’成了負擔。”呂德文說，此外，“份子錢”表達情誼的功能相比之前在減弱，而功利性的考量在增加，有些人還想著靠辦酒席多掙點錢回來，“隨份子”變味了，人們的情緒就不太好了。

　　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強也發現，有些地方的“份子錢”變味嚴重，金額越來越高，甚至形成一種互相攀比的趨勢，“比如你隨禮1000元，回禮的時候我要給1200元甚至更多，你再隨禮的時候金額又得增加，雙方抬來抬去，價格越來越高，也就成了負擔”。

　　實際上，國內不同地區“份子錢”的數額也有差別。網上流傳一張“全國婚禮紅包地圖”，浙江和上海以1000元的紅包水準領跑全國，河南500元，廣東非常低調接地氣，結婚只需要隨禮100元。網友笑稱：請廣東人民把“份子錢”打下來！

　　然而，把“份子錢”打下來，并非易事。

　　2021年4月，民政部將廣州市確認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之一。通過出臺實施方案、強化宣傳引導等有力舉措，文明簡約的新式婚禮成為新風尚。比如在廣州市從化區的一個村，當地結婚“隨份子”錢不超100元。

　　2022年河南省民政廳同意將開封市、焦作市孟州市、商丘市永城市等20個地區確認為全省婚俗改革實驗區。在河南開封市城鄉一體化示范區杏花營農場班村，除了倡導“零彩禮”外，村委會還倡導，除了親屬外，鄉親們隨禮不要超過50元。

　　但有當地居民告訴記者，很多人并沒有按照倡導在做，有的人覺得50元、100元的拿不出手，有的人之前收的禮金較高，別人有喜事自己不可能降低“份子錢”，甚至還有人在想方設法擺宴席收“份子錢”。

　　9月26日，有網友在重慶網絡問政平臺發布求助帖，梁平區鐵門鄉“無事酒”盛行，大人娃兒過生日也要辦酒，有村民兩個女兒都出嫁了，把女婿、外孫弄回鐵門來辦生日酒，還有村干部的父親是明年周歲生日卻改到今年辦酒……

　　據公開報道，有些地方的“無事酒”純屬無中生有：抓頭豬要辦，麻將輸了要辦，考上高中要辦，什么都可以當作由頭。

　　呂德文說，因為“份子錢”有互惠的關系在，所以它是循環的，付出的“份子錢”，之后因婚喪嫁娶又回來了。“份子錢”100元、200元還好，如果再低可能連酒席成本都回不來。如此，可能送禮的人不想送，收禮的人也不想收，但為了賺回此前投入的“沉沒成本”，便不得不加入循環，成為其中的一環。

　　“‘份子錢’改革最大的難點就是不管哪一個時間節點，總有人辦了酒席成本可能收不回來要吃虧，而‘隨份子’是一種習俗，不應用法律強制規定隨多少合適，只能通過倡議倡導，對于黨員干部可以采取組織條例增加約束力，但對普通民眾約束力很低。”呂德文說，建議通過倡導或用村規民約等形式，降低不必要的酒席頻次，有效減輕“份子錢”負擔。

　　孟強認為，雖然約束力較低，但還是應當堅持倡導，潛移默化地讓人們形成“份子錢”太高不好的觀念，遏制“份子錢”不合理上漲的趨勢。此外，“份子錢”越漲越高也可能和紅白喜事的鋪張浪費有關，花的錢多了收的禮錢自然就高了。因此，很多地方都倡導紅白喜事簡辦，這對于“份子錢”改革也有很大作用。

　　“不管是送禮物，還是‘隨份子’，大家最后都逃不過這份人情往來。如果平時走動比較多，聯系比較緊密，有什么困難，有什么問題，大家互相幫一下，這時候收獲的親情友情，可能比‘份子錢’更能夠體現人和人之間的美好情感。”孟強說。（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