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了1年多后，浙江省衢州市衢州一中高三年級校長諶濤終于把自己送上了“被告”席——在自己的學校，他和自己的學生一起站上了“法庭”。

　　“法庭”是他推動成立的，受理學生榮譽評選和違紀處罰中的有關爭議。除了“被告”，這里的其他角色都是學生——學生“原告”起訴，學生“法庭”受理，學生“法官”判決。學校要執行這個學生法庭的判決結果。

　　這一次，高三學生郭寶成因為在教室里玩手機被取消了上一學期的“三好學生”榮譽稱號，他對這項處罰不服，將年級組“告”上了學生法庭。諶濤作為高三年級組“法定代表人”出庭應訴。

　　盡管沒有勝訴的把握，但諶濤在校園里幾乎逢人便邀請到場旁聽。校園廣播也將開庭信息作為“重大事項”進行播報。“學校要依‘法’行政，如果我們有異議的話，可以去爭取自己的權利。學生法庭可以聽取我們的意見，它是一個平等對話（的機會）。”學生法庭的“法官”高二學生廖宸希說。

　　學生法庭是模擬了法庭的形式，解決的是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真問題

　　開庭時間定在一個周二下午的自習課。

　　印在一張A4紙上的“學生法庭開庭公告”貼在教學樓下最顯眼處。它的“底板”是一塊兩米多高、三四米長的宣傳欄，上面印著近百所高校近年來的錄取分數段。公告短暫地覆蓋了宣傳欄的一角。

　　諶濤在自己授課的班級找了兩名“律師”，他們花一節自習課的時間，仔細研究了原告的“起訴狀”，完成“答辯狀”并提交給學生法庭。

　　廖宸希和其他3名高二學生分別擔任當天出庭的審判長、審判員和書記員。他們在開庭前的四五天接到“上崗通知”。在衢州一中，想要成為“法官”或者“訴訟代理人”，都得過了學校的“司法考試”才行。他們是今年學校“司法考試”高二年級的前四名。

　　高二年級的思想政治課教師趙超前也是學生法庭的推動者之一，他把行政訴訟的庭審程序打印出來，分發給“法官”們，并建議他們利用周末時間，瀏覽中國庭審公開網和中國裁判文書網。按照教學進度，高二的學生在下學期可以從政治課堂上學到這些內容。

　　學生法庭設在思想政治課的多功能教室。根據不同的教學需求，這間特殊的教室可以變換出多種場景：安上表決器，可以模擬人民代表大會的開會現場；吊頂的鋼絲繩懸掛上各國國旗，接通翻譯機，可供模擬聯合國的活動使用；還能變成辯論賽、搶答賽的現場，教師也可以用這里的錄直播設備和收音器。模擬法庭的陳設是這間教室的常設性狀態。

　　盡管這是“法官”們第一次進入學生法庭，但他們對這些模擬法庭的陳設并不陌生。讀初中時，學校組織“模擬法庭”活動，那是根據生活中已判決的案例進行改編的情景劇，“提前寫好劇本，照著演”。“在‘模擬法庭’里，我們的職能更像‘演員’。”

　　諶濤說，學生法庭和模擬法庭活動不同，“學生法庭是模擬了法庭的形式，解決的是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真問題。”

　　郭寶成和做律師的父親去過法庭。這次，他的訴訟狀也得到了父親的指導。“我都困得不行去睡覺了，我爸還要堅持幫我寫份證人證詞。”

　　“法官”們比原被告及雙方代理人早到幾分鐘梳理流程。廖宸希把主持庭審需要說的每句話都寫在紙上。“書記員”舒海霞只帶了印著庭審程序的那張紙，她索性把紙翻過來，準備做庭審記錄。

　　學生們做了盡可能多的準備，但開庭當天發生了不少“超綱”的事。

　　下午開庭，原告的“訴訟代理人”邱鉑洋上午才知道訴訟狀被復印了一份，交到了被告方手中，對方據此寫了答辯狀。

　　“他們都知道我要說什么了！”他跑去找政治課教師，試圖投訴這種“不合‘法’”的行為。但老師告訴他，這樣的行為合法合規，是行政訴訟程序里的一環。

　　“課本上沒寫啊。”邱鉑洋有些懊惱。臨近中午，他們又得知，自己的班主任老師將作為“被告方”證人出庭。他和“原告”在午飯時商量對策，也趕緊找了一名證人。

　　趙超前理解學生們，每次開庭前，都有學生跑來請教他。有的咨詢如何找證據，有的想知道如果在校規里找不到依據，該參照法理學的什么原則。

　　臨近開庭時，40個旁聽席位已經坐滿，沒座的靠墻或過道站著，“法庭”門口也擠滿了前來旁聽的學生。

　　沒有誰能預知判決結果。“很嚴肅、很莊重、很真實，因為我們的判決關系到原告同學的榮譽稱號和違紀處分情況。”“審判員”張澤亞回憶。

　　學生法庭的3位指導老師這次都到場了——諶濤坐在被告席，趙超前負責協助現場“法官”們，另一位高三年級思想政治教師黃春梅坐在旁聽席，她沒有刻意去限制旁聽人數，“現在正需要在學生里廣泛宣傳我們學生法庭”。

　　“學生法庭”是真正有效力的，可以幫助同學們表達自己的訴求，也可以幫助學校完善不合理的地方

　　開庭后，原告的“訴訟代理人”，高三年級學生邱鉑洋努力平靜下來，讓自己念訴訟狀時的聲音不那么抖。

　　因為緊張，廖宸希別著材料的回形針掉了，他一時間找不到寫“法條”的那張紙。已經到宣讀判決結果的時候了，全場都盯著他，廖宸希頓了一下，靠記憶把依據的“法條”背了出來。

　　法學專業出身的黃春梅曾在法院實習，她在學生法庭里感受到了同樣的“嚴肅、莊重，還有對法律的敬畏”。

　　但坐在被告席上，諶濤完全沒有壓力。有別于真正的行政訴訟，被告方即便在學生法庭敗訴，只需要有錯糾錯，尊重學生的判決，不會受到別的處分。

　　諶濤介紹，學生法庭是根據學生需求逐漸出現的，它的雛形是20名學生組成的“仲裁庭”。

　　去年開始，學校改革學生評價體系，每位同學拿到一張榮譽獎勵積分卡，校園內大大小小的榮譽評定全由積分說了算。學期末，有學生找到諶濤，告訴他自己在省里書法大賽中獲二等獎，卻得不到榮譽積分。

　　“我覺得這類比賽也應該被考慮進去，但是我不能私自更改規則。”諶濤解釋，學校現有的榮譽體系制定過程中，學生全程參與，學校收到的學生意見超過1100多條，并經學生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實施。

　　諶濤想到組建學生“仲裁庭”。學生代表們針對問題各自陳述理由，最后投票表決。后來幾名政治學科教師提議，把仲裁和模擬法庭結合起來，組建學生法庭。

　　“學生跟你有沖突或者不理解你的時候，他在背后罵你，他要采取其他的方式發泄，現在我給他有效的途徑。”他希望學生們多講多辯，“充分展現政治課的教學成果”。

　　剛開始，學生法庭的“法官”“律師”都由指導老師臨時指定。“這樣一‘指定’就有傾向性，很多同學就會問‘為什么不指定我？’所以后來又想我們國家是怎么去處理這個問題的，就想到了司法考試，所以我們學校自己的司法考試就出來了。”諶濤說。

　　今年6月，暑假來臨之前，衢州一中發布了學校“司法考試”的通知。高一高二的學生可以報名參加，考試范圍是高中思想政治必修3《政治與法治》，選擇性必修2《法律與生活》，學校的《學生榮譽體系建設方案》和《學生違紀處罰實施辦法》。

　　“我們整個學生法庭的設計與思想政治課教學實踐融為一體，對于學生的學業是有幫助的。”負責命題的黃春梅解釋，比如整個訴訟過程，包括開庭的環節，也是高考的內容，是政治教學的核心內容之一。

　　考場設在學校食堂。在新學期的一節晚自習，報名考試的500多名學生每4人一桌。“法官”鄭思語坦言，學校“司法考試”的通知貼在每個班級的班級公告欄。她報名參加，最初是為了獲得4-6分的榮譽積分。至于通知中提到的“司法考試通過者可獲得衢州一中學生法庭法官任職資格”，幾乎被她忽略了。直到參加完庭審，她才覺得“這件事挺有意義”。

　　據統計，兩年里，衢州一中的學生法庭受理異議起訴11件，撤銷、變更原決定8件。有一次學生用翻譯筆在自習課聽音樂，學校參照違規使用手機的規定對其給予處罰。學生起訴到學生法庭。學生法庭審理認為：用翻譯筆聽英文歌曲屬于英語學習行為；手機和翻譯筆有本質的不同，《學生違紀處罰實施辦法》并無使用翻譯筆違紀的規定。參照《行政處罰法》“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原則，撤銷學校的處罰決定。

　　“學生法庭是真正有效力的，可以幫助同學們表達自己的一些訴求，也可以幫助學校完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在鄭思語看來，“學生法庭是為學生做好事的。”

　　“所有的教育其實都圍繞著關系展開”

　　諶濤站上“被告”席的這一次，學生法庭的“法官”們在休庭合議期間花12分鐘討論并作出判決。“經審理查明”“法庭予以確認”“證據確鑿，事實清楚”等字眼已經落在之前準備的判決書模板上。趙超前幫他們檢查了一下格式，“審判員”“書記員”依次簽名，“審判長”簽發了判決書。

　　學生法庭判決認為，高三年級組以本學期違紀事實，取消郭寶成上學期獲得的“三好學生”榮譽稱號，于法無據。根據查明的事實和《衢州一中榮譽體系實施辦法》《衢州一中學生違紀處罰實施辦法》第十六條、第二十八條規定，撤銷被告高三年級組關于取消郭寶成“三好學生”榮譽稱號的決定。

　　諶濤敗訴了。判決第二天，他代表高三年級組補發了郭寶成的“三好學生”榮譽證書。他特地和拿著“三好學生”證書的郭寶成合了影，比對方笑得還開心。

　　在和“原告”簡單復盤后，邱鉑洋立即投入到了高考復習中。再鈍感的人，一踏進高三教學樓也能嗅到高考的氣息：一樓大廳新入場了咖啡機，二樓轉角處的高考志愿填報資料，辦公室地上摞起來半人高的《5年高考3年模擬》，大聲背著知識點跑向食堂的學生，更密集的省市聯考。

　　學生法庭在校園里公開“露臉”的機會并不多，還沒有“月考”來得頻繁。“雖然我們的高考壓力很大，但是我們的教育不就是你能有多大空間，你有這個裂縫，你給它掰開一點，能掰開多少算多少，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為什么不去做呢？”趙超前說。

　　衢州一中黨委書記鄭友民也支持學生法庭。“家長對高考成績有期待，（我們）當然有很大壓力。”鄭友民說，“但是著名教育家顧明遠老先生說‘教書育人在細微處，學生成長在活動中’，活動就是最好的育人載體。”

　　在他看來，學生法庭是消除分歧、建立信任、融合關系的一條途徑。“教育學首先是關系學，所有的教育其實都圍繞著關系展開。”鄭友民說。他特意對幾位學生法庭的指導老師講：“不要搞形式主義，更不要去搞官僚主義。”

　　“法治素養本身就是政治學科的核心素養”

　　從“被告”席上下來，諶濤照例主持了一節班會課。一名旁聽了學生法庭審理的學生突然提議，高三年級組應該去學生法庭起訴高一高二年級組，確定連廊上廁所的使用權問題，“捍衛高三年級的廁所使用權”。

　　學生們一下子來了精神。在學校里有一條約定俗成的規定，連廊上的廁所為高三年級專屬。但今年，他們發現總有其他年級的學生就近使用，導致廁所門口的隊伍排到走廊。老師們意識到“這是個問題”時，已有高三學生自發地在廁所門口貼了好幾版“告高一高二年級書”。

　　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如果訴高一高二年級，根據學生法庭“利益相關方回避原則”，“法官們”該從哪里挑選呢？很快有了答案，訴高一年級，請高二年級參照判決結果執行。

　　學生們開始逐條理清，訴訟理由是什么，證據要從哪些方面去找，證據要采用什么樣的形式。

　　所有問題都討論好了，一名學生潑了冷水，“你們起訴有什么用呢？”在他看來，即便勝訴了，但如果還有別的年級學生來，我們能怎么辦呢？

　　與真正的法庭不同，學生法庭的判決效力是基于學生和學校對于學生法庭的信賴和承諾，在校內也是不具備強制力的。

　　“雖然他們敗訴了也不會受到什么懲罰，但我們在一個嚴肅的場合里，確認他們的做法是不合適的，違反了校園里普遍認可的規范。”諶濤向學生們表達著自己的觀點，“他們執行不到位，我們就繼續起訴他們‘行政不作為’，這對他們也是一種批評。”

　　但諶濤都沒意識到，這樣的起訴不會被學生法庭受理。根據他和幾位老師編寫的《衢州一中學生榮譽評選和違紀處罰異議起訴、審理實施辦法》，目前學生法庭受理的范圍是有關學生榮譽評選和違紀處罰異議案件，“原告”必須是本校學生，“被告”為年級組或學生違紀處罰委員會。他們的案件不在受理范圍。

　　趙超前則告訴學生們，在學校里本來就是學習，過程的學習價值最大。在他看來，法治社會里對法治的信仰，不是說做了一定就會成功或者怎么樣，但這值得你去做，要堅信這樣做是對的。

　　“本身教育就是充滿著理想色彩的事業，他們這么年輕，哪怕是失敗也可以去嘗試和體驗一下。”趙超前說，“我覺得我的高中就少了這樣一個過程。”

　　在黃春梅看來，“法治素養本身就是政治學科的核心素養，學生們應該具備這個能力”。

　　學生法庭的運轉還在摸索，有很多“特殊情況”。比如開庭時間，學生法庭受理后，會把開庭時間盡量放在學生活動較為密集的科技活動節期間，避開考試周。庭前會議也省略了，畢竟湊齊不同年級的原被告方和法官們不容易。立案庭暫時由年級校長的信箱代行職能——這很有可能是“被告方”收到起訴自己的材料，再主動交給學生法庭的指導老師來協調開庭。

　　幾位指導老師相信，學生的起訴狀不會石沉大海。鄭友民要求年級校長們，必須將校長信箱收到的每個信件逐一落實，并在每周一早晨6點半的各年級晨會上向學生反饋。

　　上一周，諶濤的信箱收到了13封信。有的反映寢室漏風，有的要求更換下午跑操時的歌單，還有批評諶濤本人的——“發型很奇怪”。在周一的晨會上，他向學生們逐一反饋，至于他的發型，他解釋：“上周參加教學比武焦頭爛額，沒有注意發型，我已經整改完畢。”

　　“庭審”的視頻被發到網上，有全國各地的學生在評論里表示羨慕，也有的批評他們“私設公堂”。諶濤只簡單瀏覽了下評論，沒有回復，高三壓力大，作為年級校長，他幾乎每天早上6點到校，晚上11點離開。

　　“在網絡平臺上評論是很隨意的，他們可能都沒了解具體內容就開始評論。”諶濤說，他認為依法治國的理念在全國落實，學校有責任“培養基礎的、合格的、有法治意識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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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馬宇平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