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15日電 題：莫言：文學和慈善，都源自悲憫

　　《中國慈善家》記者 龔怡潔

　　2022年3月28日，莫言在自己的同名公眾號上更新了一篇文章，題為《我今年做的最難忘的一件事》。“朋友們，大家好，我是莫言。今年春節期間，我覺得我干了一件比較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當然也證明了我在某些方面的一些能力吧。”

　　莫言所提之事，是他與中華慈善總會達成的一次合作。春節前后，他用毛筆作了105張福字，分別以個人、企業收藏家出資收藏和公開拍賣的形式，募集到524.2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善款。這些錢全部投向“莫言同心”項目，定向資助西部地區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兒童。以書法墨寶為橋，莫言把自己的日常引向了公益慈善。

　　“哇，莫老師悄悄地做了一件好事。”公眾號文章的評論區有人這樣留言。事實上，關愛西部地區困境兒童，莫言已經做了好幾年了。

　　“善不與人言”

　　作為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這十年來莫言一直生活在聚光燈之下。對于輿論的關注，他的態度多少有點“敬而遠之”；對于外界給的一些頭銜，他的回應則有種“輕拿輕放”之感。

　　對慈善，此前莫言基本閉口不談，一直篤信老祖宗的訓誡，行善積德“不應與人言”。

　　2001年，莫言獲第二屆馮牧文學獎。“馮牧先生對我有栽培之恩”，他表示。莫言出身于部隊，曾經擔任昆明軍區文化部副部長的馮牧是他的老首長。莫言的成名作——中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1985年刊發在剛剛創立的《中國作家》雜志上，其時任主編也正是馮牧。

　　那一次獲獎，獎金有兩萬元。“在那個時候，兩萬元還是挺大的一筆錢的，那時我們的工資也就幾百塊錢。”莫言說，“但我覺得這個錢不應該裝到自己的腰包里，應該拿出來。”

　　他最終把兩萬元全部捐給了自己退伍轉業后就職的《檢察日報》社。當時，報社所屬機關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云南省西疇縣定點幫辦了一所希望小學。莫言的這筆錢，全部用于這所小學的建設。在報社期間，莫言還獲得了國務院特殊津貼，一次性發放的5000元，也一起捐給了小學。

　　2014年，莫言向中國紅十字會捐了一百萬元稿費，用于救助西部地區患先天性心臟病的孩子。彼時，莫言在兩年前剛獲諾貝爾文學獎，一時間關于他的一切都成為話題。不過，莫言的這次捐贈非常低調，甚至沒有成為新聞。

　　這次捐款的起因，是他曾因心臟不適，找到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主任醫師、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長胡大一問診。看病過程中，他得知這位名醫在中國紅十字會專門設有一個救助西部先心病患兒的項目。“胡大夫的話給我心里留下了一個印象。”莫言說。

　　這個項目成為莫言涉足公益的一個契機。2015年，莫言又給這個項目捐贈了125萬元，這筆錢款最終救助了西藏62個先心病兒童。莫言特意向紅會提了要求：第一，不宣傳、不報道；第二，他本人不出席任何活動，也不去醫院探望那些做手術的孩子。整個捐贈過程就這樣默默地走完了。

　　“因為當時我堅信一個理念，就是善與人知，不是真善。過去也有老話，大概意思是一個人做點好事，不要喜歡讓別人都知道，那是沒有意思的，”莫言說。

　　不過，幾年之后，關于“為善是否應為人知”，莫言又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慈善成為公共行為

　　2022年春節前夕，莫言和好友、北京舒同文化藝術研究會會長王振聚在一起寫些福字壽字，準備贈予親朋好友和老人們。

　　提筆之間，腦子里突然迸發一個想法：能不能寫一批福字，捐給慈善機構，用拍賣的方式籌一筆善款，繼續幫助西部地區的先天性心臟病患兒。

　　“我跟王振是一拍即合，然后我們倆就開始寫，寫了起碼有一百五十個左右的福字，從中選出來了一百個比較滿意的。”莫言說。

　　書法是莫言持續了幾十年的“古老愛好”。從小就聽家長訓誡“字是人的衣服”，莫言一直銘記于心，特別喜歡琢磨字和練習寫字。

　　對莫言來說，文與墨的思考是相通的。馮驥才曾在為《莫言墨語》書法集作的序里形容：“書法于他(莫言)，既是他個性的藝術方式，也是他小說之外一種另類的文學。”

　　莫言認為，作家想創造跟過去作品完全不同的文字風格、敘述語言或主人公形象，是一件困難的事，“當然會不滿足”。而這種思考在書法中幾乎同頻。為擺脫習慣的鋼筆字筆路，莫言開始用左手練習毛筆字，以“嘗試獲得一種陌生感”。“左手從來沒有寫過字，一筆一畫都是笨拙的。剛開始根本就沒法掌握，但是堅持下去之后，由生到熟，由不得勁到慢慢地得勁了。”莫言說。

　　從筆墨里延伸出來慈善意念，一切都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臘月末的靈光一閃后，莫言和王振隨即和中華慈善總會聯系，100個福字便成為“莫言同心”項目的開端。云南白藥作為愛心企業，出資500萬元購買了福字的實體和著作權，并承諾后續5年以300萬每年的價格來捐贈“百福”使用權的收益。這2000萬的善款將全部捐贈給中華慈善總會旗下的“莫言同心”公益項目。

　　目前，第一批500萬元善款已資助了近200個先心病患兒。這讓莫言對慈善有了新的思考——盡管個性更傾向于“善不與人知”，但能用自己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做更多的事，為什么不做呢？

　　2022年元宵節，莫言和王振一同到解放軍總醫院第六醫學中心。在那里，有一批來自西藏、甘肅的先心病孩子正在接受手術治療。

　　“我記得有一個很小的小孩兒，可能就一歲多一點，她媽媽帶著她。我進去之后，看到她在床上坐著，就伸手握住了她的小腳丫子。當你的手握住一個小孩子嬌嫩的腳丫子的時候，一種人類本能的愛確實油然而生。”

　　說起這一刻，一直平靜淡定的莫言臉上真情流露，“能獲得這樣一種感覺，就是巨大的幸福。難道說是我幫助這個孩子嗎？反而是孩子幫助了我、安慰了我，讓我聯想到人類一代代的延續，生命的可貴。文學就是寫生命的，寫人、寫情感的。”

　　2023年春節，莫言繼續在北京榮寶齋拍賣行拍賣了福字和對聯。因是用于慈善目的的拍賣，榮寶齋主動免去了傭金。拍賣所得89.85萬元，也直接匯入了“莫言同心”項目中。

　　“后諾貝爾獎”的十年

　　雖然熱心公益，但莫言強調慈善是一種“內心需要”，他的人生，是圍繞寫作來開展的。“我始終就是個作家，我做的所有事情，都離不開寫作這個中心。”莫言說。

　　諾貝爾文學獎對于一位作家而言，是一個豐碑、一個高度，但很難說它能為創作帶來加持。“在獲獎之后，有那么幾年，確實不得不忙于應酬。”莫言坦言，“不過，有時我在開會的時候，坐在下面，會把手機悄悄地打開，這樣就可能在上面學了一個字的草書或者篆書的寫法。”

　　2015年，莫言的大多數時間終于回歸書桌。“我的主要工作還是寫作。要完成一個作品，就會相對地把自己封閉起來。”他拿出一些過去的小說素材或毛坯再打磨，2020年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后又發表了《聶魯達的銅像》等數篇現代詩歌。

　　進入花甲之年的莫言，有了很強的探索生活的意愿，也想要拓展自己的興趣與文化觸角。比如研究書法，游歷山川大地，以及對戲曲、歌劇、話劇形式的關注。

　　出身山東高密縣的農村娃莫言，對小時候看的搭臺戲至今念念不忘。“那會兒無書可讀，舞臺上的戲，民間劇團演出的這種舊的戲曲，就是我們的教材，看戲也是我們最大的文藝娛樂活動。所以，我對民間戲曲有一種天然的熱愛。我們那代人寫作語言的風格，語言的很多元素也都來自于戲曲，或者受到了戲曲的影響。”

　　2017年，莫言在《人民文學》發表戲曲文學劇本《錦衣》，第二年再發表《高粱酒》和小說改編的劇本《檀香刑》。

　　“我曾經在英國莎士比亞故居，向余華、蘇童‘發過誓’。”莫言說，“我說過去，我跟你們站在一起，大家都說作家余華、作家蘇童、作家莫言。今后再過幾年，我跟你們這兩個小子站在一起，就是劇作家莫言，不只是小說家，我跟你們不一樣啊。”

　　“當然，這兩個小子一直在冷笑，嘲笑我。”莫言說到這里笑了起來，“所以我寫戲，寫出劇本來，也是讓他們看一看，‘教訓’他們一下！”

　　有些人把莫言定義為“受到魔幻主義現實流派影響的作家”，但莫言認為自己應被歸類于現實主義作家。取材于真實新聞事件的《天堂蒜薹之歌》，莫言花了35天即完成全作，憤怒的筆鋒直指權力系統中極度漠視農民利益的官僚主義者。

　　三年的疫情也成為文學創作的思考主題。莫言表示，“像這樣的一場全球的災難、瘟疫，我想任何一個作家藝術家都在思考。可以寫成荒誕小說，也可以寫成超級現實主義小說，甚至可以寫成新聞小說。每個作家心里面都有一本關于疫情的小說草稿正在醞釀，就是怎么寫、何時寫、以什么樣的形式寫的問題。”

　　他透露，自己從三十多年前就在構思一部與戰爭有關的小說。“對外放了很多風了，”他笑道，“但是一直沒有完成，一直在準備，搜集的相關書籍也有厚厚一大摞了。”

　　莫言說，目前最大的一個愿望，就是把這部小說寫完、寫好。“不過什么時候完成，我真的說不好。”說到這里，他臉上露出些許頑皮，“我想總會完成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