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7日電 題：鄧麗君誕辰70年，全球華人不斷紀念是在紀念什么？

　　——專訪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白惠元

　　中新社記者 楊程晨

　　5月8日是鄧麗君逝世28周年的日子，來自全球的鄧麗君歌迷陸續前往她的長眠地——位于臺灣新北市金寶山筠園悼念。

　　近30年來，包括兩岸及港澳中國人在內的全球華人每年定時紀念鄧麗君，這位傳奇歌者好似從未走遠。今年也是鄧麗君誕辰70周年，一些過去不常見的影像被發掘并發布在社交平臺，展現著熟悉面孔下的另一面，關于她的記憶愈發清晰。鄧麗君承載著跨越流行時代的哪些文化符號？人們不斷地紀念，是在紀念什么？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白惠元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除了是華語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指標人物，鄧麗君對于包括兩岸及港澳中國人在內的全球華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白惠元：鄧麗君最重要的就是讓全球華人都聽見了中國。在全球化時代，中華文化已超越了國界。鄧麗君現象有助于我們尋找中華文化內部的一種通約性，實現跨地域的共情。

　　我認為，鄧麗君是港臺華語流行音樂史上重要的指標性人物之一。但鄧麗君又很特別，因為她主要是翻唱歌手，很多歌都是經過她的演繹才成為廣為流傳的代表性作品。

　　鄧麗君的演唱能讓全球華人聽見，基于四個特性。首先是古典性，鄧麗君學過黃梅調，1982年推出過一張根據中國古典詩詞譜曲的專輯《淡淡幽情》，我們熟悉的《獨上西樓》就來自其中，她很早就嘗試把中國古典文化進行當代轉化。其次是民間性，她翻唱過《鳳陽花鼓》《晚風花香》《望春風》等中國民歌，通過歌聲展現中國不同地域的人文地理風貌。第三是都市性，她還有部分作品是翻唱反映20世紀30、40年代上海的時代曲，如《天涯歌女》《四季歌》，她的演唱方式和周璇等大上海女歌星之間有一種互文、傳承的關系。第四是亞洲性，聽眾比較熟悉的《甜蜜蜜》原是印尼民歌，像《再見我的愛人》《我只在乎你》等則源于日本流行音樂。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國性。鄧麗君在眷村長大，父親是河北人、母親是山東人，她也一直強調自己對于祖國、對于民族的認同。

　　一位女士在北京華辰秋拍預展現場觀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拍攝的鄧麗君肖像照。張浩 攝

　　中新社記者：在20世紀的70、80年代，鄧麗君的音樂是如何輻射香港及東南亞社會的？

　　白惠元：鄧麗君首先是在臺灣成長，她的音樂流傳到香港，后來她又去了日本，這本身就呈現出一種全球化時代的流動性。在中華文化內部，鄧麗君的表演能喚起跨地域聽眾的集體記憶，就像她歌中反復演唱的“月亮”一樣，具有情感的豐富性和強大的召喚力。當然，在不同地域流傳時，鄧麗君對人們的意味也有些許不同，凝聚著人們不同的想象。

　　對于大陸來說，鄧麗君是改革開放的時代標記。她柔軟的聲音，進入到那一代年輕人的“情感結構”之中。香港電影《甜蜜蜜》《千言萬語》以鄧麗君歌曲為名字，勾連時代變遷，召喚著香港民眾關于民族和國家的身份認同，以及對于中華文化的認同。在臺灣，比較典型的是著名導演李行拍攝的電影《小城故事》和《原鄉人》，都是請鄧麗君演唱主題曲，所強調的也都是中華文化傳統。不止如此，鄧麗君在日本發展，她的歌曲在后來的日本電影中也留下了時代記憶，比如巖井俊二《燕尾蝶》、是枝裕和《比海更深》等。可以看出，鄧麗君不只是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亞洲。

　　2015年“‘如果能許一個愿’鄧麗君20周年虛擬人紀念演唱會”在臺北小巨蛋登場，“鄧麗君”與費玉清對唱。陳小愿 攝

　　中新社記者：在20世紀70、80、90年代，為什么大陸會那么風靡鄧麗君的歌曲？她對于那個年代的大陸年輕人來說意味著什么？

　　白惠元：那個年代，很多人說鄧麗君的演唱是“靡靡之音”，這和她的演唱方式有關。她是一種氣聲唱法，把說話的聲音帶到了演唱里，把日常生活帶到了音樂中。不同于傳統意義上歌唱的宏大敘事和嚴肅表達，她尤其熱愛歌唱愛情，這與20世紀80年代初的新啟蒙話語形成了呼應，也起到了思想解放的效果。在時代語境中，這種現象不是孤立的，文學界則表現為劉心武《愛情的位置》、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張弦《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等小說。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唱法出現了很多模仿者，比如大陸的楊鈺瑩等。1995年，王菲出了一張翻唱專輯去致敬偶像鄧麗君，就叫《菲靡靡之音》。

　　不能回避的是，鄧麗君在大陸開始流行時，很多年輕人是“偷聽”到她的音樂。從海峽對岸飄來“靡靡之音”，某種程度上預告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兩岸從對峙走向交流，構成了一種跨越政治界限的共同情感記憶。這些歌曲成了那一代人在那一時期的私人回憶，在這個意義上，鄧麗君和許多人的人生烙印緊密結合。

　　由北京鄧麗君歌友會主辦的“愛的使者——和鄧三哥一起追憶鄧麗君”活動在北京鄧麗君音樂主題餐廳舉行。楊程晨 攝

　　她的歌曲內容是無關現實政治的，恰恰是這種風格，能在當下語境推進兩岸文化交流實現“軟著陸”，起到春風化雨的美學效果。兩岸青年之間共同文化記憶的塑造，是很多文化機構、媒體在一直嘗試的事。最近湖南衛視的節目《聲生不息·寶島季》也通過臺灣綜藝節目常出現的街訪環節，尋找著兩岸青年的共同音樂記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鄧麗君唱法”的后繼者們開始嘗試“柔軟”地唱出共同體想象，從李谷一《鄉戀》、蘇小明《軍港之夜》，到楊鈺瑩《十送紅軍》、王菲《我和我的祖國》，這種聲音形象拓展了我們對“主旋律”的理解空間。

　　總之，鄧麗君是一個開始，但肯定不是終結。

　　湖北武漢，參觀者在“追夢——鄧麗君特展”上觀看鄧麗君的紀錄片。張暢 攝

　　中新社記者：實際上，鄧麗君這一批明星當紅的歲月，現在的許多年輕人都還沒有出生。但卻并不妨礙今天的“00后”們懷舊。這是為什么？

　　白惠元：從歌聲角度看，鄧麗君的聲音給“00后”帶來了一種“治愈系”的美好感覺，她溫潤、舒緩、松弛、輕柔的歌聲，有效療愈了現代生活的速度焦慮。無論何時何地，只要鄧麗君的歌聲響起，它都會觸發一種強烈的、具身的情動效果，將網絡碎片迅速整合為一種共情力。

　　歌聲之外，鄧麗君幽默機智的現場對答也在當下短視頻平臺獲得了較高熱度。在這些近乎脫口秀的語言場景中，鄧麗君展現了現代女性的自信、爽朗、親和、獨立。比如，在著名的“鄧麗君說山東話”短視頻中，她流暢的山東方言就贏得了“00后”的彈幕狂歡。我想，在這“對答如流”的背后，正是鄧麗君真實流淌的故土情結與身份認同。

　　在“00后”對鄧麗君的評價中，最常出現的詞是“優雅”。這是近年我比較關注的一個現象：“00后”越來越喜歡從中國古典文化內部發掘一種“原生的優雅”，包括關于故宮的、中國文物的“出圈”紀錄片，也包括舞蹈《只此青綠》等。青年人在這里找到了一種認同，他們成長于“中國崛起”的年代，從帶有中國古典氣質的“優雅”中可以感受到中國的文化自信。

　　在這樣一個維度上，他們再次發現了鄧麗君的“優雅”，這是當下追求流行的年輕世代和鄧麗君產生的微妙碰撞。(完)

　　受訪者簡介：

　　白惠元，文化研究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中國現代文學館特邀研究員，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電影與大眾文化。著有《英雄變格：孫悟空與現代中國的自我超越》，曾獲第五屆“啄木鳥杯”中國文藝評論年度優秀作品獎。在《文藝研究》《文藝理論與批評》《電影藝術》等期刊發表論文三十余篇，部分論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